藝術人文動保紀錄片導演Raye：向浪浪學習，動物的命也是命

by 陳苓云

動保紀錄片《十二夜》上映後兩年，導演Raye在右手食指側面，刺上一支細緻的剪刀。電影剪輯師出身的她說，希望自己厲害一點。但其中一面刀刃的顏色一直上不去，Raye虧自己：「就是因為這個逼ㄘㄟ，所以剪不好。」

經歷二波群眾集資與一年多的剪輯撞牆期，拍攝200多位動保志工、動保處專員、動物收容所工作者、獸醫，更拉到日本、美國、奧地利取經，《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將於11月27日上映。這一次，看完如果有淚，也是感動的淚。

鏡頭帶著觀眾走進動物收容所舉辦的生活音樂節，體驗誘捕流浪犬結紮的諜對諜，體會在體制內試圖撐出一點改變空間的不容易。Raye說：「看完你就知道，沒有第二條路，就是要結紮；結紮就是飼主責任，而且與流浪動物生命處境十分相關。」

退開來看，眼淚的起點

2013年上映的《十二夜》，鏡頭刻意伏低，以流浪動物視角紀錄收容所內的日子，以及十二天後無人認養、被人道撲殺的結局，引發社會的眼淚。

眼淚形成蝴蝶效應，2015年動物保護法修正案三讀通過，不再撲殺收容所內無人認養的流浪動物，俗稱的零撲殺政策2017年正式實施。

再拍續集，《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與《十二夜》的面貌截然不同。這次Raye企圖帶著觀眾解構：流浪動物存在的本質，無關安樂死與否，而是供需平衡的問題。

Raye指出，依照農委會統計，全台灣177萬人養狗，六成有依法結紮；剩下四成未結紮的犬隻，若以一胎7隻估計，每年會再生出200多萬隻狗；當飼主無力豢養，選擇棄養或放養街頭，等於每年新增200多萬隻流浪犬，等著被抓進收容所；而2019年的領養隻數，是3萬多隻。

3萬對比200多萬，不僅領養速度跟不上繁殖速度，提升收容所環境的經費也跟不上。目睹動物在收容所內生活十二天，Raye說：「就像好好的水果在裡面擺到爛掉，你會覺得安樂死對牠是解脫，所以零撲殺政策通過我很訝異，怎麼會覺得在這種環境下讓牠住一輩子是件好事？」

想講的事情太多，每個角色都很重要，電影企劃顧問王師看過初剪後，趕緊找另一位剪輯師加入。Raye說：「她幫我找到很好的節奏－快速的流動感，只留最精華的部分，其他不要再想。過程很痛苦，但有她做取捨，我反而能退開來看。」

生命教育，浪浪是人類的老師

《十二夜》上映後，每當有人問：為什麼流浪狗不能在路上走？為什麼一定要進收容所？Raye回答不出來。

「我也很想回答我自己。」

於是Raye大量爬梳資料，才在《十二夜》的「領養不棄養」後，透過《十二夜2》，提出「結紮不放養」的訴求。

2013年是安樂死與領養隻數的交叉點。安樂死隻數漸漸減少，領養隻數漸漸增加，Raye強調：「這趨勢幾年前就慢慢成長，紀錄片只是加速」。以領養取代購買不是新的觀念，但《十二夜》強化了整體社會對領養的認同。「結紮不放養，《十二夜2》我們也希望有相同效果。」

觀眾進戲院，是期待獲得某種感動，體驗不同人生。Raye說：「最終的上映版本刪去論述與提問，改以鏡頭帶著觀眾經歷志工、獸醫、稽查員的日常，「最後你會化身他們，體會那份挫折感－最後你會比較聽得進結紮的重要。」

動物為什麼要結紮？這不是違反自然嗎？七年前Raye無法回答的問題，追問到底，是在探討人類與動物的關係。「這些在國民教育沒內建，必須長大後自己開外掛學習。」因此Raye是用作教材的心態製作《十二夜2》，「但我不想做得很刻板，這是我們跟教科書的差別，紀錄片可以有這樣的空間。」

例如以公民咖啡館的形式將學生分成三方，分別扮演餵流浪狗的愛心媽媽、被流浪狗追的社區居民、前來誘捕的動保員，搭配紀錄片播映，規劃三小時討論，就是適合國中公共服務課的教案。

透過財團法人建蓁環境教育基金會，Raye找到一群對動保議題有熱忱的老師，以紀錄片為素材開發教案資源包，預計2022年與《十二夜2》全片一起上傳網路，先備知識、課堂討論題目都幫老師準備好，再加碼舉辦教案比賽、提供獎金，希望提升老師選授的誘因，讓動物生命教育進入課堂。「明年的工作已經規劃好了，經費來源，就是電影的收益。」

結紮達九成，緩解供需失衡

人與動物的關係，其實就是人與他者的關係；他者的生命是我們的老師，他者的生老病死映照著自己的。收容所內動物的生命處境，令人聯想到人類社會的長照現場，反映一個恐懼死亡、逃避面對的社會。

「1998年動物保護法立法前，我們用什麼方式處理這些動物？」Raye說：「就是丟在一個坑裡視而不見，直接餓死、電死、活埋、水淹－水淹的意思是我聽不見牠們的哀號，我過得比較好，但淹死是很痛苦的死法。」

Raye認為，「當年立法規定以人道方式讓這些狗好走，是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些我們製造出來的動物的死亡；《十二夜裡》，我想呈現的是動物收容所經費不足、人力訓練不足，狗被拖出來時，屎尿滿地，這不叫安樂死啊。」

觀眾特別關注安樂死，Raye沒有太意外；但反應大到通過零撲殺政策，始料未及。「民眾關心了，但那個關心沒有出口，因為我們沒有給答案」，她苦笑：「以前我覺得紀錄片是提出問題，為什麼要給答案？但不得不，我還是得拍續集來給答案。」

不過《十二夜2》並非倡議恢復人道撲殺政策，也不花篇幅探討動物安樂死的歷史沿革，「而是我們怎麼在十年內有計畫性、極大資源地把結紮做好。」因為這是過去二十年，無論政策走向人道撲殺或零撲殺，真正該做卻被忽略的事。

《十二夜2》提出：唯有結紮率達九成，收容所內待領養的動物數量與社會養狗的需求，才會達到平衡。「這件事除了需要民意支持，公家機關也需要有遠見、願意為未來付出的人去執行」，Raye說：「我們在等。」

粉飾太平，是一種暴力

《十二夜2》片尾，2018年資助電影拍攝經費的名單中，出現「簡稚澄」的署名。Raye說：「那應該不是她，或是別人幫她寫的…那時她已經過世了。」

零撲殺政策正式實施的前一年，2016年，桃園市新屋動物保護園區區長簡稚澄醫師服用替動物安樂死的藥物自殺。遺書上寫著：希望政府能知道控制源頭問題的重要性。

《十二夜2》中，台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秘書姜淑芳說：「社會大眾對收容所內狀況的粉飾太平，是一種暴力－不只是人對動物的暴力，也是人對人的暴力。」

替寵物植入晶片、結紮、施打疫苗，這些飼主責任都已入法規範，但全台灣約150位動保稽查員，對上177萬個養狗的人，即使增加十倍人力，問題規模依然大到無法負荷。「這時教育就要走在更前面。當教育、政策還有法律，這三個有一項沒做好，另外兩項很難推進。」唯有回到第零天，透徹理解問題結構，才能理性解構；只想快速處理眼前問題，往往愛之適足以害之。

紀錄十二夜，公民參與未來的起點

《十二夜》與《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截然不同，因為紀錄片與社會對話的方式，反映時代的狀態。「2013年到2020年之間，公民參與社會、政治的浪潮興起，現在拍電影可以群眾集資，七年前不行。」動物的命也是命，在全世界都是新興概念；以教育建立台灣社會的動物福利文化，看似百年工程，但全球化時代資訊流通快速，Raye的態度樂觀：「不會那麼久。」

《十二夜2》中有一幕，是在動物保護關愛園區內舉辦吹狗螺音樂生活節、推動園區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的高雄市動保處技士鄭莉佳，在一場演講中，面對聽眾不斷重複的提問：「教育緩不濟急，你如何解決眼前的問題？」

鄭莉佳小小的身影與偌大的演講廳，對比出巨大的無力感。紀錄片中的每個人，都在與這樣的質疑長期抗戰。他們如何不在工作中失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