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文 為台劇做工的人,林昱伶:台灣觀眾讓我熱血復活

by  黃詩茹

 

《我們與惡的距離》四月剛播畢,網路上的討論還熱著,大慕影藝緊接著宣告第二號作品《做工的人》殺青。過去投資《紅衣小女孩》、《麻醉風暴》等作品,直到製作《與惡》,大慕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沉澱了一段時間,製作人林昱伶說:「我覺得每個案子都是緣分,並不是一開始就長在那裡,你就能去觸碰。」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觀眾讓林昱伶(上圖)驚豔:「他們非常願意思考。」(上圖,汪正翔攝影;下圖,大慕影藝提供)

用暖調靠近人性

 

從精神疾病到工地人生,接連兩部社會寫實的作品是機緣偶然。談到大慕如何選題,林昱伶說除了爭取喜歡的題材,也希望支持欣賞的編劇創作。於是,《與惡》的出現,是遇到編劇呂蒔媛的好劇本,當中有細膩的人性探討;改編《做工的人》,則是林昱伶在作者林立青的文筆中讀到一種暖調。

 

遇上作品是緣分,如何詮釋是選擇。看似沉重冷硬的主題,林昱伶仍試圖託付溫暖,在《與惡》,她說是「療癒」,「我們看到不同人的立場,開始去聽他們說話。因而我們可能多了一點思考和理解,我覺得那是『療癒』。」

 

而《做工的人》走進圍籬內的工地人間,看見那些拚著也活著的小人物。「他們是一群非常樂觀、有趣的人,但不代表他們沒有遇到人生困境,更多的是他們用這樣的方法在表達。當他無能為力只能嘲諷,當他遇到困境只能發夢。」

 

《做工的人》劇照。大慕影藝提供

所以林昱伶說《做工的人》不是一部刻意揭露社會議題的作品,「我可以說很多政府的問題、社會結構的問題,但我們沒有選擇那樣做。」不控訴、不批判,也不刻意悲情,《做工的人》想說說這些小人物如何作為勞動族群翻滾於社會的故事。

 

 

「其實我們也是『做工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你一定見過這樣的人,他們面臨一些困境,會把夢想寄託在某些事情上,例如發大財。在看似荒謬的行徑背後,他們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找到願意思考的「我們」

 

新聞的紛擾,幾天就不復記憶,而戲劇是一種存留的可能。就如《與惡》中罹患思覺失調的應思聰,讓很多人發現,精神疾病離我們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如何處理這條故事線,難度頗高,「我們有一個共識,希望觀眾看到應思聰的時候,內心會很希望可以去救他。會不忍心一個這麼年輕、有才華的人,因為這樣就被社會排擠或被貼標籤。如果看戲的人能感覺到『我想救這個人』,那可能就對了。」

 

第四集播出後,《與惡》的臉書貼文彙整全台協助精神疾病的專線與資源管道。沒想到這篇資訊式的貼文竟有近萬個讚、上百則留言和超過千次分享,超乎林昱伶和行銷團隊的預期。

 

事後回想,林昱伶感覺從劇本、導演到演員,大家似乎都往同一個方向努力,「這個人可能讓觀眾同情他了,或讓觀眾為他擔心了」,不訴諸悲情,卻力道深刻,應思聰的故事吸引了一群「我們」,也讓「我們」開始關注身邊有類似困境的人們。

 

與觀眾站在一起

 

「台灣觀眾還是很願意給台劇機會,但我們要做出能夠回應他們的作品,這件事情是雙方都要努力的。」

 

《與惡》裡,賈靜雯飾演的新聞台主管宋喬安說:「一般觀眾只有七歲智商,只有國中的程度。」然而,《與惡》擁有一群令林昱伶驚豔的忠實粉絲,「他們非常認真,是很願意思考自己,思考這個社會,而且願意表達分享的人。」

 

 

 

即使是討論「修復式司法」的法普話題,都有數十則留言討論、上百則分享。「現在的社群媒體,有時候朋友的臉書也是按讚就過去了。他們真的給了我們很多回饋,多到會看不完的那一種」,而觀眾的回饋,總會讓她熱血復活。

 

林昱伶直言,《與惡》的劇本確實沉重,但觀眾也不是非輕鬆不看。她分析,如果《與惡》收視率不佳,可能會有很多聲音出來,證明觀眾還是喜歡輕鬆調性、偶像類型的作品,「可是事實證明觀眾是在的,只是有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們看?題材選擇或製作水平能不能滿足他們?我覺得觀眾就是在啊,我自己就是觀眾。」

 

《與惡》在公視製播,也與CATCHPLAY ON DEMAND和HBO Asia等OTT平台合作。OTT的出現改變了觀眾的收視習慣,也攪動競爭激烈的影視市場,林昱伶則選擇正面看待,因為OTT的加入也帶來合製條件,為影視產業注入活水,讓他們更有機會「說一個好故事」。

 

一部戲能不能製作,不再取決於電視台的喜好,而是故事本身,「電視台可能聽到《做工的人》會害怕,但我覺得OTT平台不會害怕,它只關心這個故事講得好不好?戲好不好看?」她希望回到製作的基本面,提升作品規格,成為觀眾願意青睞的選擇,她相信作品會說話,好故事總會有知音。

 

 

「但說實話,我是市場派的。」

 

既然投注了資源和心血,林昱伶希望把作品推出去,觀眾願意買單,市場上有反應。也因此,她更希望從前端就開始思考作品的市場價值,並且知所取捨,「看你想要的是什麼?現階段的大慕比較希望跟觀眾溝通,跟觀眾站在一起交流。」

 

她不唱衰市場,也不看輕觀眾,「我覺得台灣觀眾很聰明,比我們想的都聰明。所以劇本講人話,不小看他們,這是很重要的事。」

 

自我折磨,所以自信

 

從事藝人經紀多年,林昱伶看過娛樂圈的起起落落,即使台劇和台灣電影有過幾波熱潮,她仍不時感覺到消極的氛圍,有人說市場太小,有人說資源太少,有人說環境就是這樣。

 

問她身為製作人最在意什麼?「我最在意團隊整體的氛圍是不是很正面。」遇到悲觀的人,她的正能量就會大爆發,遇到困難,她總會努力拉抬狀況。對她來說,製作人就是帶著團隊往前走的核心,沒有負面或悲觀的權利,「大家覺得台灣環境就是這樣,反正就是沒資源,應該不是這樣吧!」

 

 

 

《做工的人》宣布殺青,播出平台尚未確定,但林昱伶心中若定。「以前可能聽到『做工的人』,你會覺得天啊!這要賣給誰?現在我覺得不用害怕,把東西做好,平台自然就會出現,我就是這麼相信。」

 

這股信心,也來自她和製作團隊對細節的自我折磨。除了什麼時候定剪,深得觀眾讚賞的《與惡》片頭,也讓她數度掙扎,總覺得還差那麼一點。直到第七集的配樂版本出來,她終於忍不住說出來,「可能那個東西已經存在我心裡一段時間,就會覺得它會不會有機會更好?」

 

擔心是自己吹毛求疵的時候,換成團隊給她支持。「《與惡》團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們都好忍耐我。他們不會說:『不是差不多了嗎?』他們會說:『好,我們再來研究一下』,你就會有一種被支持到的感覺。」

 

舒適圈,或是瓶頸

 

《與惡》剛開播,林昱伶陪著母親到日本賞櫻,一群親友在前面走著,她落在隊伍後面忙著聯絡工作。朋友問是去賞櫻嗎?她回說:「可能是吧。」想到那個片段她忍不住笑了。

 

從藝人經紀走到影視公司,林昱伶說是命運之輪的推動。

 

 

早期帶著歌手到中國演出,後來被綜藝教父黃義雄相中,加入經紀公司,當時她帶的主持人,如今都是圈內的大哥。漸漸地,她發現能挑戰的事情不多了。後來因緣際會遇到唐綺陽,「當時大家對於命理的評價也不是那麼高,就讓自己作一個很冷門的東西」,於是她打造出「療癒國師」、「直播教母」。

 

過去,一年可以安排兩趟旅行,她說那是舒適圈,也是瓶頸。「每天很輕鬆,日子過得很舒服,後來覺得沒有近憂,可能也有遠慮吧。做藝人經紀很多年,也會覺得疲累,就想如果為自己創造一些作品會怎麼樣?」或許是這個好奇的念頭,轉動了命運之輪。

 

就像第一部自製作品,原本設定是《做工的人》,沒想到先拿到《與惡》,掀起一波熱潮,「我們好像只是在那個當下,把得來的機會作好。」之後的作品她沒有設限,也不想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我會提醒自己,做到心裡沒有遺憾再出去,至於出去之後可以走到哪裡,就讓上天決定。」

 

尷尬的地方都剪掉

 

聽到《與惡》被稱作「台劇的新起點」,林昱伶連忙搖手,「會不會太誇張?」她以正能量帶領團隊,同時冷靜看待自己,「我批自己的作品也是不會手軟的。」看戲時,她就是觀眾,「我在看《與惡》的時候,只要尷尬的地方都剪掉,因為我知道看到尷尬的東西會很難受。」

 

製作過程有多努力,不代表觀眾會給予肯定,「我覺得沉溺沒有意義,沉溺可能在小範圍裡,但不可能呼喚大眾跟你一起沉溺吧?不要耽溺在自己的作品裡,要更冷靜務實,我覺得《與惡》的團隊有這個特質,冷靜一點去看自己的作品,對觀眾比較好。」

 

 

說到大慕的下一步,她希望在未來的三到五年,為台灣影視的軟實力多作一點事,把有才華的人留在產業。「因為以前做藝人經紀,所以看人的眼光還不錯,我非常知道演員在台劇的價值。我更願意抓到一個好的角色,去搭配一個好的、年輕的,或是沒有被大家看到那一面的演員。」

 

目前她希望大慕以一年最多兩部作品的節奏,作喜歡的題材,支持編劇創作,至於成果和口碑,她交給觀眾和市場。

 

「有時候要成就一件事情,時也,運也,命也。」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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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棣:為台劇種下以小搏大DNA

王琄與唐綺陽:樂在單身不寂寞

圖片提供:
汪正翔、大慕影藝

黃詩茹

黃詩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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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宗教研究所。 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從事文字企劃、採訪撰稿。 願以文字堆疊出一條小徑,通往有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