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工具人」不行嗎？

最近一個我在曼谷的週末，一個不會說泰語的菲律賓同事請我陪她去假日市集找專門掛手工編織品的傳統式樣木架子，因為她要找的東西實在太獨特了，所以需要會說泰語的我幫她忙。
 

費盡許多唇舌，就在快要放棄的時候，我們終於在第17區專門賣木工藝品的小店，找到她要的東西。這時，個子矮小的店員很快湊過來，不發一語地比手畫腳拿著計算機，把價格打給我看。
 

「為什麼不用講的呢？」我心裡有些厭煩，他不試試看，怎麼知道我會不會講泰語？雖然在曼谷住了十幾年，總是被當外人看待，實在是受夠了。

 

於是我冷淡地說：「你可以跟我說泰語。」
 

他眼神茫然地看看我，還是沒說話，默默退到旁邊去。
 

那剎那，我突然發現一件殘酷的事實：真正看外表輕易歧視別人的，並不是那個店員，而是我。
 

店員之所以沒跟我講話，不是因為歧視我外國人，而是因為他是啞巴。
 

我真可惡。因為一直想著自己的感受，卻沒有顧慮到別人的現實。
 

這一天，我的心裡充滿了懊悔。
 

我想起一年前有個住在中台灣的高中生讀者，曾經私訊給我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他說自己本身是新移民二代，母親是來自柬埔寨的外籍配偶，從小就知道媽媽不是台灣人，懂事以後，閱讀美國族群史相關的書，發現自己原來就是書中所謂的「second generation（移民第二代）」，就開始特地陪媽媽去吃越南餐、特意去越南阿姨開的理髮店剪頭髮，還有事沒事就坐在火車站附近有移工聚集的區域，想著自己的身份，還有到人們究竟如何界定別人的身份這些複雜的問題。
 

「無論我怎麼做，做多少，卻總有種想了解更多、卻沒辦法進入的感覺。」她有些無奈地說。
 

原本就已經很複雜的認同問題，有次跟家人一起看粵語發音的港片以後，出現了另一個逆轉。
 

高中生發現原來母親竟然來自柬埔寨的廣東人，原生家庭在柬埔寨原來是說廣東話的，而不是柬語，所以自己不是「移民第二代」，而是「柬埔寨華僑移民的後裔」。
 

兩年前，她「回」柬埔寨探望親戚，結果發生了另一個衝擊。因為不會說廣東話，所以只好從頭到尾坐在一旁微笑，結果被親戚問說是不是啞巴，不會講話。
 

那次以後，他發現把自己勉強歸類到新移民二代實在太牽強，情感上自己終究是不折不扣的台灣人。但如果以台灣人的角色要為新移民議題發聲的時候，又嫌沒力道，所以這時候，又要站在「新移民二代」的角色，聲音才會被聽到。
 

但是，這真的能解決問題嗎？萬一高中生真的是啞巴呢？
 

從「身份」的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到此為止出現的四個主角，可以說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一個不會講廣東話也不會講柬埔寨語的柬埔寨華裔外配子女。
 

一個不會講泰語的泰國聾啞人士。
 

一個無論在泰國住多久也學不會泰語的菲律賓人。
 

一個就算會講泰語也不被泰國接受的台灣人。
 

身份完全沒有交集的四個人，站在熙來攘往的世界上，我們都是寂寞的，無解的。
 

除非，我們可以脫掉「身份」的束縛，努力去找到我們四個人之間的公約數，重新去想我們共同的地方。
 

我們共同的是，我們都失去了聲音。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自己之所以加入美國華盛頓工作的NGO組織，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組織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透過培力扶持公民團體發聲，「讓每個弱勢者都能夠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身為一個在線上的NGO工作者，我不喜歡很多非營利組織自詡「幫」弱勢發聲的概念，因為實際上，沒有人真的能為別人說話。

 

就像我不能只因為啞巴不會說話，就幫他說，因為因為我說的，並不是他自己的話語，空有善意，是沒有用的。

 

我認同的是，創造出一個友善的環境，像是一台擴音器，「確保」弱勢者的聲音有被公平聽到的機會。
 

就算別人能夠幫我們說話，不是出於自己的口中，無論多大聲仍舊是啞巴。
 

而我們自己的聲音，無論多麼微弱，只有自己站起來、說出來，才有意義。
 

只有失去過自己聲音的人，才知道發聲本身多麼可貴。
 

如果你自己就是弱勢者，請你要隨時準備好你要說的話，因為世界上沒有人能夠、也沒有人應該為你代言。
 

如果有一天，我們有一點能力、影響力的話，一定要記得，千萬不要「幫」弱勢發聲，因為那是一種極大的傲慢，但我們可以當講台，讓弱者有踩腳的地方，站在足夠的高度被看到。我們可以當翻譯，讓弱勢者的聲音被聽懂。我們可以當擴音器，讓微弱的聲音被聽到。
 

每個人在某個層面都是弱勢。去討論誰比較弱勢，是沒有意義的，只會陷入為爭奪資源而「鬥窮、鬥慘、鬥可憐」的傳統援助救濟窠臼。
 

學習從自艾自憐的情緒中抽離，從競爭式的思考中跳脫出來，才能開始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如果說，這因此讓我成為所謂「工具人」，那也無妨，這樣的「工具人」在我眼中，才是世界上最棒的全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