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選片 理想的原鄉,導演曾文珍談《逃跑的人》:哭一哭,又可以笑了

by  李姿穎 Abby Lee
生命再如何,我們都還是可以笑的。

在《逃跑的人》裡,有流淚,也有許多歡笑。跟隨曾文珍的鏡頭,我們經歷了告別式、與親人分離與團聚、看見誕生與孩子的笑顏。這些遠離家鄉的移工,經歷四季流轉的哀愁,儘管肩負一家子的經濟、在他鄉作為他者有身不由己,但他們保有對生活莞爾的能力,與姐妹相聚時暢談、面對自拍鏡頭露出牙齒、悲傷時說點笑話。

 

生命再如何,我們都還是可以笑的。曾文珍歷時六年拍攝《逃跑的人》紀錄片,目光對焦的不只是一群弱勢者,而是有血有淚、有家的人,移工的生命史流進鏡頭,以逃跑移工為主幹,拍出有所追尋的人。

 

想家的人

 

2009年《夢想美髮店》紀錄片開啟了《逃跑的人》的拍攝計畫,原來那時候,曾文珍就對這些命運流離的女性深感興趣:「我偶然在報紙上看到斗六有新住民姐妹的美髮職訓班,就寫企劃去公視提案拍攝,過程中,感覺到她們對家庭付出的不求回報、充滿勇氣地嫁來台灣,她們給我很大的鼓勵是,好像⋯⋯什麼樣的生活,都可以過下去。」在特映會上,彼時四方報總編張正與廖雲章轉介認識的移工給曾文珍,一個牽一個,鏡頭移動到《逃跑的人》。

 

紀錄片以草雲與維興兩個角色展開敘事,透過他們的目光,重新同理思索:如果可以好好停留,為什麼要逃?曾文珍鏡頭柔軟、剪接鋒利,找出跨越文化差異的共情因素——家庭:「每個到台灣來的移工,代表的是一個家庭,這些母國家庭成員對於一個移動到國外工作的人的情感是什麼?當我們看到移工背後的那個家庭,比較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選擇來這裡工作,同理由此產生。」

《逃跑的人》紀錄片以草雲與維新兩個角色展開敘事,左圖為草雲,右圖為維新。

我們看見不能回家的草雲,細心打包新年要給家人的禮物,託付給前往家鄉拍攝的導演,幾只皮箱與紙箱,老老少少的禮物是她十幾年的掛念;我們看見因工作失去手指的維興,以一張月曆紙、原子筆與水彩,一幅幅畫填上了鄉愁與抑鬱。

 

移工們喜愛視訊,那是唯一能與家裡保持聯繫的方法,「那是一種適應環境的生命力,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自我欣賞與自我展現,比方說他們使用社群軟體是厲害的。透過自拍讓自己的存在感被看到,這可能是過去我們比較沒有思考到,以為他們只是愛秀,但他們透過這個行為在進行一種自我對話,也在跟人家說:我過得很好。」在被排他的環境裡,那是少數認可自己的手段。

 

 

從《夢想美髮店》拍到《逃跑的人》,更深入蹲點被攝者的生活,移工來台灣,一次就要付接近二十萬台幣的仲介費用,大多都是向銀行貸款前來。「像是草雲,之所以逃跑,是因為無法獲得下次工作的合約,離開雇主家之後,她面臨沒有身份與收入不穩定⋯⋯」紀錄片把「逃跑的人」觀點拍成「家人」。當觀影者知道這些勞動者,也都是別人的家長、孩子,他們對於現實中的移工會有不一樣的作為嗎?

 

「這整段經歷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我的生活不是非常富有,但也算安定,還可以奢侈地去想說夢想是什麼。但對草雲來說,在台灣留下來、找到一份工作、每個月按時給家裡錢,讓她的小孩可以接受教育,這是她唯一要去做的事。」草雲回家的時候,當年抱在懷裡的嬰兒長成大人,在機場裡,她久別重逢地擁抱著陌生的兒子。。

 

回家的人

 

拍攝期間,曾文珍經常在工作告一段落後走到草雲工作的餐廳。作為這個城市運轉的小小零件之一,她們每天都馬不停蹄地往前,「遠遠就看到一個個子小小的女人,在餐廳後面洗碗,那個當下,我會一直思考,這樣的女性在做什麼,我又在做些什麼?」

 

在台灣清洗大樓地板、刷餐廳碗筷、照顧癌末病患的草雲,在越南是一名記者,在台灣的後幾年,她開始從事公益行動、發起募款,幫助發生職場事故的越南同鄉。

 

「我從那個『逃跑』的視角,轉變成拍逃跑過程裡、她的『追尋』。」

 

逃跑的人,亦有追尋,那彷彿是曾文珍暗藏在這些困苦畫面裡的文眼。勞動雖然渺小,但有力量,草雲在台灣幫病人翻身拍背、幫台灣人做好清潔照護工作等勞動階層;回到越南以後,經營公司、做旅行社代辦,除了是企業家、也是慈善家,疫情期間,持續做物資捐贈,幫助當地醫護人員。

 

然這一切,記者的使命彷彿是原鄉,她在台灣透過粉專、直播,讓移工們知道台灣勞動法規,並從事失聯移工的救援行動,處理過一百多場告別式、親送三十個骨灰罈到機場、協助後事募款⋯⋯,草雲以自己為支點,撐起了台灣法規為何保障的移工地下安全網。

 

勞動的人

 

逃跑之後,草雲曾去工地搬水泥,片中另一位角色維興畫下她扛起水泥的表情。曾文珍與她年紀相仿,一樣作為一名女性、別人的女兒,一樣地,生命有時高潮迭起,更多青黃不接。拍攝彼時,曾文珍正在思考紀錄片之於生存,創作之於自己,即便已經拿過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但仍懷有質疑。

 

「草雲的強韌對 2012 年的我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當時我思考拍電影這件事、路也不順遂。草雲在台灣是移工的身份,她成為『逃跑外勞』以後,如何穩固自己的生活?在她面臨困難的當下,我看見了那種堅毅。」拍攝六年期間,草雲丟了工作,被雇主性騷擾,失去父親,生了病,這些,都沒有使她卻步。跟隨草雲的目光,看見「逃跑外勞」在重傷、身亡的命運下彼此扶持,看見移工如何在不友善的生活環境中仍保有人性的溫暖,在苦難底下,人類如何相濡以沫。

 

在曾文珍的片子裡,「女性勞動」的背影總是特別深刻。她從小住在行天宮附近,廟的周邊,都是勞動的女性,「賣米糕、賣香的,一出門就會看到街友、行乞者。」那些身影穿梭在她的童年。「吸引我的女性都有很強烈的生命特質,很勇敢,她們沒有特別高貴的身份,但都有一種強韌。」以前很多朋友跟她說「妳真的很能吃苦」,她才發現:「原生家庭會賦予妳一種氣質,我來自勞動階層的家庭,因此我容易看到這樣的人。」

 

曾文珍的母親因為患有烏腳病而截肢,只能坐在輪椅上,她拍攝《我的回家作業》裡的母親,亦是樸實樂天的婦女形象,「我在她身上發現一種利他性,雖然在家裡只能坐在輪椅上,但我看她對晚輩的關心跟關照、透過電話分享她的溫暖,還有積極想為別人做點什麼的行動。」

 

有用的人

 

在拍攝《逃跑的人》時曾文珍一度想放棄拍紀錄片,「直到這個年紀,我才確定,我拍紀錄片、教紀錄片是快樂的,這件事真的是我喜歡做的。」以前,偶爾會有這樣的念頭:做這件事 CP 值好低,每年扣繳憑單收入怎麼還是這麼少⋯⋯又或者教學的鐘點費就是如此,教學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沒辦法自我肯定,就在這樣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過程裡,會慢慢確定。」

 

《逃跑的人》放映這兩年有學生哭著跟她說「我都不知道我們家阿姨這麼辛苦」,國中教材裡出現了《逃跑的人》的練習題。原來,一部紀錄片真的有可能跟人的實際生活產生對話。「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回報。我的父親在民國 38 年到台灣,跟我媽媽認識後結婚,他們這一輩很辛苦,都在努力維持家庭生計,所以我從小就在想,我要做個『有用的人』,不管是教學,或是紀錄片,我都是在回應他們過去給我的養育。」

 

因逃跑身份而被壓榨或扣留薪水,女性移工被人蛇集團性侵後懷孕⋯⋯苦難沒有停止發生,「做這片子,不能只停在憤怒,我想用一種新的角度去訴說,才能引發更多思考,讓這些事情不要再發生。意志堅定,把片拍好,才是對被拍攝者最好的回應。

 

看著那些勞動的身影,明白哭一哭,我們都還是可以笑的人。

 

 

圖片提供:
曾文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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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首席,文字工作者。1993 年生,桃園人。 曾任女人迷編輯,BIOS monthly 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