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選片 20 年的生命羈絆，見證從傷痛中長出力量——《大風之島》導演許雅婷與樂生療養院的故事

1987 年（民國 76 年），台灣解除戒嚴，這年許雅婷四歲。她生長於台北的中產家庭，自有記憶以來，在民主社會裡享有自由與人權是很自然的事，教科書上和父母口中訴說的壓迫與苦難，好像只停留在上個世代，始終離自己很遠。

直到2005年大學畢業這年，她來到樂生療養院（簡稱樂生院），參加由樂生保留自救會（簡稱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發起的音樂會「音樂．生命．大樹下」。這時的她，還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觀即將被扭轉，而往後20年的生命，都將與樂生院交織在一起。

 

「寶藏巖事件可能是我的啟蒙時刻吧。」大學時，她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台北公館寶藏巖眷村迫遷的新聞，才驚覺在離自己這麼近的地方，有人正被迫搬離長久以來居住的家。相隔不久，她從 BBS 和彼時盛行的左派文化刊物《破報》接觸到樂生保留運動議題，赫然發覺——那些自己曾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對某些人而言竟如此得來不易。

 

來到怪手下的烏托邦

 

許雅婷回憶音樂會那天，從院區的山坡地進入，沿途石壁上展示的照片，流露著樂青學生與院民之間的熱絡氣氛；往上走去，在一片已經被工程削去大半的山坡上，是學生和院民阿公阿嬤們一起搭建的舞台。她深刻記得，舞台上那充滿張力的手繪布幕：一座鮮紅的山，山頭一棵老樹盤根拔地而起，周圍卻是怪手和挖土機，隱喻著樂生的深厚歷史與迫遷困局。

然而這並不是激憤的陳情活動，而是一場傳達訴求的溫馨聚會。現場除了學生和院民們的表演，還有許多歌手和地下樂團一同響應。「那裡像一個小型文創空間，賣一些手作紀念品、樂生那卡西 CD、手沖咖啡⋯⋯我還記得當年許阿姨的米粉湯賣 30 元，好多人排隊跟她買！」初次來到樂生院的許雅婷，感受到這裡像是烏托邦，人們不分親疏，很自然地玩在一起。

 

幾次參與活動下來，院民們面對困難時的韌性、學生與院民之間難以言喻的緊密連結，與樂生院承載著歷史價值的空間，逐漸重構許雅婷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下定決心：「畢業製作的紀錄片，就要在這個地方拍攝了。」

用紀錄片為有需要的人發聲

 

為了拍攝樂生院議題，許雅婷和政大廣告系同學林婉玉組隊，重新爬梳歷史，也密集走訪樂生院，試圖從院民、自救會、樂青等切面記錄事件全貌。

 

樂生療養院成立於 1930 年，是日治時代麻瘋病患（現已正名為漢生病）〔註〕的隔離收容場所。1994 年起，便因捷運工程面臨拆遷；2005 年，多所大學學生組成「青年樂生聯盟」，和院民組織的自救會多次陳情抗爭，主張保障病患人權、維護醫療史與建築文化價值，要求政府保留僅存的舊院區。

開拍前的田野採集，許雅婷和林婉玉同時採訪了新、舊院區裡願意搬遷與不願搬遷的院民，以呈現正反不同的意見。過程中，她們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氛圍。相較新院區院民的封閉與防備，由舊院民組成的自救會團體，則以開放的態度迎接每一個人的到來。

 

「我們覺得如果要拍一部紀錄片，應該為有需要的人發聲。」於是兩人拿起攝影機走進一戶戶舊院民的家。許雅婷回憶，當年首次拜訪人稱「文章伯」的黃文章，鏡頭對著他問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這裡有什麼留下來的價值？」後來重看當年拍的素材，她說，很感謝阿公阿嬤們以寬大的心與沉穩的回答，包容她身為新手紀錄片導演時的魯莽。

選擇以文章伯作為主角之一，是因為在他的身上看見一種前所未見的強悍與自信，扭轉了自己當時對於弱勢群體的想像。「文章伯的坦蕩，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和樂生有存在的價值。」隨著理解加深，她更看見院民的生命與樂生院共存共生，無論是漢生病在醫學與社會發展的進程，或是院區建築的文化脈絡，都有被保存的必要。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同樣住在樂生舊院區的金阿姨（黃金英）。她雖然因忙於生計沒有站上抗爭前線，卻帶著許雅婷和林婉玉認識了很多院民，更貼近他們的生活。在院民們的協助下，兩人在 2006 年完成畢業製作短片《樂生活》。

 

紀錄片工作者的質疑與逃離

 

然而，運動並沒有隨著紀錄片完成而結束。尤其在《樂生活》問世後半年，政治張力愈加強烈，過去她們一起經歷過的激烈抗爭好似全化為烏有，終究沒能為院民守住家園。無力感與使命感同時籠罩著她，許雅婷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說一個這麼複雜的故事，又或者，「拍紀錄片這件事情真的有用嗎？」

後來，兩人開始分頭拍攝。但是拍了一段時間後，她仍然感到迷惘，便決定放下攝影機，出國唸書。臨行前，她把當時拍的所有素材都交給樂青，像是決心遠走。「我覺得自己好像利用了他人的苦難。影片呈現出他們美好的一面，卻沒辦法改變他們的人生，反而是他們改變了我的。」

 

抱著「把一切都丟掉」的心情，許雅婷選擇到芝加哥藝術學院進修，想透過對紀錄片的叛逃，證明自己的人生不會被此束縛。

 

然而，她與樂生院的連結，卻無法就這樣輕易割捨。

 

重返，一個人的樂生旅程

 

到美國後，她的社群裡仍到處流傳與樂生院相關的消息。她清楚記得「貞德舍」被強制撤離那天，因為時差的關係，她晚了近 13 小時才得知訊息。院民的家園被拆除當下，她只能在遙遠的芝加哥看著新聞，束手無策；她每年回台灣探望樂生的阿公阿嬤，數度發現又有院舍被拆，甚至找不到熟悉的樂生院大門⋯⋯這些心痛的時刻烙印在記憶裡，「離開後我一直在想，我的人生在前進，但是院民們沒有，他們就在這裡了。」

於是時隔八年，她又帶著攝影機重新回到樂生院。一開始，拍攝以團隊形式進行，但隨著成員因不同規劃而離開，許雅婷決定一個人繼續拍攝。

 

她回想拍攝初期，也許是當初離開樂生的罪惡感、期待為他們做些什麼的壓力、對於影像畫面的得失心……種種複雜情緒不斷拉扯，每一次出發拍攝途中她總是在哭。「還好阿公阿嬤們沒有催促我，他們只是好好活著。」日日往返樂生院的路上，她逐漸意識到：「原來我比阿公阿嬤們更渴望有人能為他們說故事。」

 

這次重回樂生，許雅婷卸下「議題」的包袱，站得更近一些。她用鏡頭記錄院民們的生活，在阿公阿嬤彼此照顧、閒聊抗爭進度的日常，與視流浪貓狗為親的故事裡，看見埋藏於生活的政治痕跡。也在這樣的歷程中，她從一個來拍紀錄片的學生，成為了阿公阿嬤都記得名字的「雅婷」。鏡頭內外，他們都真實地參與了彼此的生活。

保存記憶，看見傷痛的力量

 

2018 年，許雅婷和助理開始著手整理檔案，把將近 300 小時素材整理成文字，並透過製片牽線，邀請到同樣關注日本漢生病議題的剪接師秦岳志（(Hata Takeshi） 參與這次浩大的剪輯工程。兩人以「尊重素材的複雜性」為共識，把人物、生活與政治緊密交織在一起，在歷時兩年多的剪接期，經過多次越洋討論、調整，反覆修剪成最終兩個小時的《大風之島》。

無論是鏡頭語言，或是剪輯手法，許雅婷都有她身為女性紀錄片工作者的溫柔。在她的鏡頭下，有典型的女性代表藍阿姨（藍彩雲），她柔韌且自持，總是照料身旁的夥伴；也有像金阿姨這樣的邊緣角色，她長年與貓狗為伴，許雅婷同理她因不安全感而在被迫搬遷時表現出反覆與矛盾。又或者，剪輯時她刻意捨棄了文章伯離世前臥床的病容，為的是讓大家記得他有尊嚴地活著的模樣。

 

用 20 年的時間製作一部紀錄片，大概是大學時的許雅婷從未想像過的事。在漫長的拍攝過程中，她漸漸明白，相遇有時，告別有時，原來每一次拿起鏡頭，為的是記憶彼此——她眼中樂生院的阿公阿嬤，是一群敢於正視自身傷痛，並從中認可自我價值的人。「感受痛、正視痛，然後長出力量，不就是轉型正義的內涵嗎？」許雅婷說。

「很多人以為樂生的議題已經結束了，其實一直還在路上。」許雅婷期待以募資上映計畫帶著《大風之島》突破同溫層，對她而言，樂生既是一切羈絆的起點，也是民主的沃土，生命帶著各自的故事交會於此，在彼此理解的過程中找到互相陪伴的方式。「我相信樂生的故事可以帶領台灣走向更好的未來。」許雅婷堅定地說。

 

註：痲瘋病由麻風桿菌所引起，主要侵犯人體的皮膚、黏膜和周圍神經。此病會造成感染部位麻木、喪失肌肉控制能力與殘障。雖然及早服藥可完全治癒，實際傳染力也不高，但病患外觀、肢體常潰爛變形，因此備受歧視和污名。後經人權團體奔走倡議，已於2008年正名為「漢生病」（Hansen’s Disease）。部分國家對病患採取隔離政策，如台灣於日治時期設置的樂生療養院，即為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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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及購票資訊：https://www.wmw.org.tw/tw/category/161
《大風之島》放映場次為10.18（六）14:30 ★本場次有映後座談

 

《大風之島》紀錄片上映集資計畫： https://wabay.tw/ref/mPe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