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力wannabe 防止再有虐兒案　王薇君站上火線

每個孩子，都該被捧在掌心上守護成長。但根據家扶基金會統計，2015年虐待兒童的相關新聞共有344案，其中69案是重大兒虐，造成11個孩子重傷、53個孩子失去性命。「除了家庭功能失調和照顧者情緒失控，背後難道不也隱藏著台灣兒童保護制度不夠全面的問題？」兒童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王薇君如此詰問。

化傷痛為行動　不要再有下一個王昊

從不問世事的家庭主婦，到在媒體前展現強悍形象的兒權鬥士，推動她的力量，來自失去姪子的傷痛──2011年11月1日，年僅2歲半的王昊，慘遭母親潘美芳的同居人、毒犯劉金龍強灌米酒、拔指甲、施打毒品，凌虐致死；震驚社會之餘，就此改變其姑姑王薇君的後半生，踏上捍衛兒童權益之路。

王薇君化小愛為大愛，成立兒童權益促進會，關注兒虐，也關心兒虐家屬的需求。

即使王昊已逝世4年，憶及當時目睹姪子大體上的傷痕慘狀，育有兩個女兒的王薇君依舊忍不住哽咽：「事發後整整一年，我都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出庭了十幾次，常常偷偷用筆尖用力刺自己的掌心轉移注意力。」

然而，30年有期徒刑的判決結果，不符合王家和社會大眾預期。在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下，立法院火速三讀通過〈兒少法〉第54條之1的「王昊條款」：只要父母或監護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

只是喪失親人的痛，豈是如此容易撫平？面對媒體、打官司時的茫然，處理王昊後事時的心碎，種種孤立無援的感受，讓王薇君開始關注遭遇類似困境的家庭。
 

別再說不要哭　陪伴受害者家屬面對

2012年，當王薇君得知桃園有一名5個月大的男嬰受虐致死，她主動陪伴男嬰的母親去看法醫驗屍，藉此考驗正在申請成立兒童權益促進會的自己，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能耐協助被害者家屬。「雖然法務部有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但僵化的官方體系無法確實了解被害者家屬的心痛，以及情感或實質上的需求。」

王薇君說，和被害者家屬交流時，在語言和肢體動作上，其實有些「眉角」需要學習，這也是兒童權益促進會將「陪伴被害者家屬」列為重點運作項目的原因。以她為例，王昊案事發時，最討厭別人對自己說：「不要難過、不要哭。」，即使明白對方是好意安慰，但對深陷痛苦之中的當事者而言，只覺得不被理解，進而產生更負面的情緒。
 

而陪伴兒虐家屬的過程，讓她深深體會第一時間有專人到場陪伴的重要性。除了安撫家屬，同時能作為家屬和法醫、檢察官之間的溝通橋樑，避免專業性的術語導致情緒崩潰的家屬更加不知所措。

為此，她東奔西跑，甚至像秘書一樣再三提醒家屬出庭時間，忙得不可開交，仍堅持親自陪伴所有求助兒童權益促進會的家庭；連司法體系人員也開始主動告知家屬，若有任何需求，「可以找兒權會的王薇君。」

社工人力不足　高風險資料庫待整合

除了陪伴被害者家屬，王薇君還希望能整合兒虐防治的社福體系。她以竹東2歲何姓男童被舅公毆打致死案為例，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目前有62位社工師，僅3名是公職，其中的11位社工師要負責照顧新竹縣11萬名18歲以下的孩子，負擔極其沉重。
 

而社工並非萬能，無法馬上得知有狀況的家庭會發生什麼事，加上列管高風險的個案家庭常會跨縣市流動，受限個資法，不同縣市的社工無法相互通報；即使學校老師或鄰居有心注意，政府也設有「關懷E一起來」通報網站，但填寫程序繁瑣，不利填報，讓相關單位錯失救援時機。

「何不建立一個中央資料庫，讓社政和警政單位能隨時掌握高風險家庭的資料，在危急狀況發生時，省去等待的時間？」為了解更多第一線社工人員可能遇到的困境，她於3、4月間跑遍全台22個社會局處，一一拜訪請教；點開手機的LINE群組，裡頭全是相關人員，「我就是這樣每天跟這些副處長、副局長討論相關的訊息。」

喚醒社會關注　硬頸姑姑不畏輿論　　

不只期盼制度面的改善，王薇君與兒權會的義工夥伴推動《刑法》286-1、286-2修正案，希望能加重虐童刑罰，以達到遏阻作用。她強調，雖然自己支持死刑，但並不認同虐兒應該判唯一死刑，因為每一個案件背後都有不同的原因，輕易判死只會淪於便宜行事，推動修正案是為了改善目前虐兒案犯行及犯責落差太大的狀況。



爭取兒童權益四年以來，有輿論質疑她是藉王昊案貪圖高額補償金，對死刑存廢的立場也招致網友的恐嚇信騷擾，加上與政府單位公務流程的反覆溝通協調也是困難重重。但面對這些，王薇君從不退縮，「我就是脖子硬，而且我本來就沒辦法討好所有人，更何況那些無法選擇出生環境和沒有求救能力的孩子，如果我不幫，還有誰可以幫助他們？」她說，值得慶幸的是，近年越來越多民眾開始關心這個議題，看到有孩子受到不適當對待的跡象會主動通報。

「孩子能好好活著，比什麼都重要！」採訪過程中手機訊息聲響不停，一結束即倉促趕赴下一個行程王薇君說，要為兒童權益做到自己做不動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