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破曉的西沉,那些日本電影的家庭風景。

by  馬欣

近期日本出現很多這樣的作品,描述主人翁執迷於白領形象,而失去了自我,尤其在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化後,故事仍在持續不停地發生在許多人身上,近期如電影《葛城事件》與《愚行錄》,都在盲目追隨幻影中,失去了認識自己的可能。

 

日本電影中的家庭,被陽光拍下來總是清亮和煦,導演手法常接近透明似的光暈,這樣骨子裡的殘酷更森冷地蟄伏。當然,街道乾淨、鄰人有禮,樹木工整,走出來的人樣貌也相對自律節制,看似又一個舒服恬適的下午,在電影《葛城事件》中的家也是這樣的,接近人們對安穩家庭的想像,只是屋內亂成一團,男主人死命硬撐著這獨棟家宅的假象,最末終於幻滅,在妻離子散後,他把家具丟出門外、搗毀起居室,選擇自殺,但死也要死在那個他依夢想選擇的獨棟屋子裡,奈何那庭園的矮樹撐不住他的身子,自殺也不成。

 

追求一個成功家庭的模式

 

主角是追求表現追得狼狽又頹然的葛城先生,你看到一半時,會想這家人明明不有錢,何必住在這大而無當的房子,然後每日吃著超商便當度日;一來那家的主婦也打算荒蕪了一切,不想再維持男主人追求的體面,照常被鄰居碎念沒好好遵守該社區的垃圾回收規則;你看那男主人每天照時去為自己繼承的五金行拉開鐵門,其實日復一日沒半個客人上門。

《葛城事件》劇照。可樂電影 / 提供

他這一切的逞強與愛面子讓人擔心起來,於是你看到葛城先生因自卑而回家家暴妻子,逼著兩個孩子成才,結果物極必反,一個會死讀書,但出社會後腦子與身段卻無法轉彎應變;另一個則索性為了反抗高壓父權,而報復性地成尼特族,甚至後來去地鐵隨機殺人。

 

儘管因為小兒子的失控犯行,葛城家附近的鄰居都想逼他們搬走,在牆壁上噴漆,他仍不搬走,電影中他念茲在茲的一句話是:「就是有買一幢獨棟房子才像個家。」無視於家人全已叛逃於他這個「一家之主」。

 

不是M型社會,而是階級社會

 

懸著主角這份執念,我去看最近知名的小說與電影《愚行錄》,裡面有一句重點台詞:「日本社會不是M型社會,而是階級社會。」而小說的一開始更提到住在獨棟屋子對於整個社區來說,是地位的象徵,鄰人們觀察著出入的人,是否也跟他們住的地方一樣光鮮。那些窮於表象上的追逐,瀰漫在幼兒園、烹飪教室、咖啡廳小聚,你出入帶著你的階級、社區,人們對彼此還是有禮謙和,但那距離是有條件的忽遠忽近,如此修羅底子的親疏標準,難怪是枝裕和執導的《我的意外爸爸》中人生成功組的爸爸,對於親生兒子「流離」在不好的社區與學區,有著那麼沉痛的反應。

 

那一格一格的陳年階級,在人心中藏汙納垢,於是你看到菅野美穗主演的日劇《砂之塔》,標明愈高層愈高價的鄰居社交角力。另一齣由天海祐希主演的《緊急審訊室》更赤裸裸地揭開女性社會的階級標準,那被賦予所有美好標準,如外貌、婚姻、學歷,女性雜誌長年以「幸福」為名,逼出了一系列缺乏想像力的樣板目標,讓其中一位男性審訊官問曾謊稱自己有好老公、成材兒子的婦女說:「在妳們女人的社會裡不說謊是不行的嗎?」對方稱是。

 

 

這問題或許過於以偏概全,但屬於女生「幸福」樣貌的角力,多半來自於社會暗示與商業廣告中經年無孔不入的催眠,或許因為如此,他們才能產生像湊佳苗這樣戳穿女性謊言的高明作家。

 

長達十年的「夢醒時分」

 

近期日本出現很多這樣的作品,描述主人翁執迷於白領形象,而失去了自我,尤其在1990年初經濟泡沫化後,故事仍在持續不停地發生在許多人身上,成為現在許多影視作品想反映的題材。

 

那些突然失去經濟優勢的家庭,不會因為長期經濟L型化,而忘記了之前被洗腦以為幸福跟成功是同一回事的催眠,而整個社會的監督亦是如此,「貧富差距」如今聽來已是陳腔濫調,但其實它給人感覺仍是急遽地不斷發生,經濟高標跟生活的臍帶被扯斷,但人的夢想與標準還存檔在過去,跟我們台灣一樣,雖已經有集體將「窮」的預感,但它出現在門前時,仍會心頭一驚。

 

無論是電影《紙之月》、《幸福澡堂》、《戀戀銅鑼燒》、《愛情,突如其來》等,都在冷靜地講述日本人如何嘗試走出之前不實際的美夢,或許會打得人一臉淚,但花這麼多年,有那麼多好作品告訴我們夢該醒了,窮賴著有多殘酷;日本前我們幾步,我們似乎也將夢醒時分,沒有好或不好,原本那也是過度膨脹的,只是怕曾往前盲目追隨的,回過頭來也認不出自己,如無數個葛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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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
可樂電影, VisualHunt

馬欣

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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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娛樂線工作二十年,持續觀察樂壇動態與採訪樂界人士。曾擔任金曲獎、海洋音樂祭評審等,文化評論與專欄文字散見於《中國時報》、《GQ》、《VOGUE》、MTV中文音樂網等媒體。著有《反派的力量》,對閱讀、音樂、電影有獨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