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敏原在改變

by  鄧九雲
偽善和矯情其實很好辨認,但我更想辨認出底下藏著的「真實」。
高三那年在迎接盛夏前,我頭上夾滿為了固定半長不短瀏海的黑髮夾,嘴裡咬著筆,不知不覺把自己的左手臂抓成一片紅鼓鼓的包。像被十幾隻蚊子大軍享用過那樣。我發現時嚇了一跳,把最痛恨的歷史課本摔到地上,同學們全都轉頭瞪了我一眼。可能就是那時候我得罪了歷史,讓成年後的人生總是缺乏時間邏輯的脈絡。

 

我跑到保健室,護士阿姨用肥皂幫我洗手臂,那感覺瞬間讓我想起小時候媽媽在水龍頭前幫我洗手的溫情觸感。阿姨說,蕁麻疹啊。我說,為什麼會有?她說,就過敏啊。我爭著說自己從小沒有過敏。她瞥了我眼說,壓力大,體抗力弱就過敏嚕。我離開保健室,驚奇地盯著自己的左手臂上的包直到它們慢慢消退。我浪費了生命中一小時讀書衝刺的時光,沒想通自己「弱掉」的那部分。

 

這蕁麻疹跟著我到二十出頭,回想起來那是一個為了吵架才去談戀愛的階段。每當我生氣或難過到了一個成謎的臨界點後,身體的某處就會長出紅色。有時是手肘,有時是後腰,有時會從脖子到臉上。它們不再嚇到我了,儘管我還是不了解它們可能在試圖警告著某種我想摧毀掉的東西。我會抓得更用力,讓它們擴散得更大片,然後迫不及待將它們展示出去說——你看看,你把我搞成這樣。



別學,那是無效的。紅色依然會退去,卻留下了指甲的抓痕。剩下的不是過敏,是煩躁廉價的崩散,連主事者的我都懶得回望一眼。沒有歷史的腦袋,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的位移,在某次當我對著全身鏡回望自己整片紅的裸背時,想通任何一種燃燒最後不過都是灰燼。於是我不抓了,只要身體一出現紅,我就去沖冷水,抹肥皂,再沖。直到感覺自己送走了另一個自己。

 

那份收獲很務實,我成了肥皂狂。再來,我變得執著於萬事都應該如肥皂一般結構簡單才能靠近。大學畢業我先去了韓國,再去了美國很冷的北邊。當我再次悠悠晃回到潮濕的木柵時,我開始出現嚴重的鼻過敏。我很熟識這種過敏,因為我哥有,從小看著他一天用一包衛生紙被媽媽心疼地責罵著。他似乎上了青春期就痊癒了,而我那時已經二十六歲了。為了抑制它,我直接吞藥。

 

十二年後的現在,鼻過敏偶爾會犯,我則當成排除身體濕氣一樣取笑著它。真正讓我不舒服的,是另一種過敏,既當代,又浮動。我無法給予名稱,因為我一向不是精準的命名高手,只會死盯著目標物用文字匍匐前進。



大約是三級警戒的前後(我只能回溯時間軸,依然無法給予歷史分析的邏輯推演),我突然對於每次寫文章,都下意識在開頭,或結尾處加入「」而感到非常困惑。然後我快速瀏覽的眼前各種軟的硬的嚴肅的搞笑的商業的創作的評論的大文小文,有非常高的比例都是以某人的「」開頭,某人的「」作結。甚至連我自己出版過的幾本書中一翻開來,都是先看到別人的話。

 

這是怎麼了?我是一個敢在大幕升起就說出第一句台詞的演員,為何需要別人幫我開場?

 

看書的時候,我一定會拿一支鉛筆在手上,準備隨時畫線。但曾幾何時,這些畫線成了我自己發表意見的安全閥。一直以來我們的教育都說引經據典好,寫作文的時候如果引用了權威人士的「」也會被老師用紅筆劃線加個幾分。連寫論文都要累積足夠的引用舉證。於是那些畫線和引號,在我的腦袋長出一片紅,在三級警戒的閉關裡成了最大的過敏原之一。

 

對,之一而已。我現在要說之二。

 

是一種特質,叫做「偽善的模糊地帶」。不會有人承認自己喜歡偽善,真善的人會寬容偽善是一種生存方式。完全的偽善,其實是見怪不怪。但那遊走在真偽模糊地帶的矯情,總讓我移不開眼睛,像一個小小的深淵把我吸了進去。



這個世界每天都在發生可以激戰的議題(撇開政治),我指的是在道德、利益、創作與權勢階級中間遊走的東西。我處在一個大致都有立場的年齡階段,也惺惺相惜著與自己相同立場的人。我從不主動去挑戰不同立場的人,盡量把基本尊重放到最大值。但有一種人,他們總是反應很大,咬牙切齒地輕蔑不同立場的人(尤其是和他們有高度利害關係的),在爭辯階段不忘在背地裡詆毀對方。只在背地裡。因為過一陣子,他們還是笑嘻嘻按著讚與笑臉,撒不用錢的愛心留一些甜膩膩的言,非常有意識著在社交平台上繼續與那些他根本瞧不起的人,保持看似真實熱情的黏稠關係。

 

這種人很多,塞在那深淵底處踩著彼此的頭往上探。我應該要學會避開過敏原,但實在不忍移開這社會觀察的大好機會。偽善和矯情其實很好辨認,但我更想辨認出底下藏著的「真實」。於是我連打了好幾個噴嚏,手臂和背部恐怕都長出了紅。我要開始思考高三那年跳過的部分,人究竟是怎麼「弱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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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九雲

鄧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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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作者、編導。努力相信文字與戲劇是最美的魔法。從2015年創辦「小說聚場」,將獨白結合空間持續發表演出作品。 出版作品:《我的演員日記》《用走的去跳舞》《暫時無法安放的》《最初看似新奇的東西》《女兒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