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文 《願未央》,《我記得》:年少時眼裡的彩虹,在小說家的生命現場復活

by  陳苓云
朱天文:文字是信仰,文學是我之所以對生命仍保有熱情的原因。

作為子女,這似乎是我們的宿命:父母的青春,我們來不及參與,父母的盛年,我們太幼小而沒有記憶;於是我們常常忘記,他們也曾是心裡有夢、眼中有光的少男少女。


當我們日漸茂盛,忙於與自己的生命課題搏鬥,面對父母的姿態往往是粗礪地不耐煩與不以為然;當我們終於也開始衰老,以至於能理解父母的疲憊時,他們往往已不復存在。


與侯孝賢導演合作40年、三度獲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及最佳原著劇本的小說家朱天文,首次執導作品──「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願未央》,便以這樣的懺悔開頭。紀錄片凝視的主角,正是她已不在人世的父母:台灣重要小說家朱西甯、翻譯家劉慕沙。

朱家老照片,左起-朱西甯-劉慕沙(朱家提供)。

朗讀父母的情書,回到來時路


《願未央》最動人的畫面,莫過於朱家客廳裡,朱天文與同為作家的二妹朱天心、小妹朱天衣輪流朗讀父母的情書。28歲的朱西甯、20歲的劉慕沙就這樣在女兒們的聲音中復活,成為獨特的紀錄片形式。 


「1950年代的兩個年輕人,他們的純真、正直與純粹就像清晨的露珠那麼細微,陽光一出來就會不見……」朱天文說:「然而,就連那麼細微的露珠都復活了。」


是枝裕和導演在隨筆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提到:「創作者並非世界的掌控者,而是先死心塌地接受這世界存在種種不自由的前提,並把這些不自由視為有趣的因素,才是好的紀錄片型態。」已不在場的父母,原是朱天文執導紀錄片最大的挑戰,最後卻成為《願未央》得以起飛的關鍵。


「朗讀情書是一直試圖逼近的過程,一直去凝視,那個『不在』的存在究竟是什麼?」


朱西甯與劉慕沙通信一年後私奔結婚,在那之前只見過四次面;結合他們的,是以文學為志業的共同大願。朱天文以「情書朗讀」立起《願未央》的脊椎骨,輔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作家楊照、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等重磅訪談及歷史畫面,陳述父母如何不負當年那對如清晨露珠般純粹的少男少女,用一生實踐年輕時對文學的嚮往與追求。

 

夠簡單才能起飛--文學朱家的書桌


1950年代,為理想棄學從軍而來台(未料從此便是一生)的山東文藝青年朱西甯、出身仕紳家族的苗栗客庄少女劉慕沙,他們結合而開枝散葉的文學朱家──第二代朱天文、朱天心,以及其所創辦的《三三集刊》而聚集的七零年代青年文學運動──楊照形容,那是台灣一整代文學作者的前世。


「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紀錄片最新系列,以《願未央》、《我記得》為注,將文學朱家的故事分上下二集呈現。鏡頭沿著老牆上蔓生的綠色,帶著觀眾看見正在晾衣的作家;視線隨光,從陽台的窗子進入辛亥路上那座五十幾歲的平房,逡巡著實體朱家的空間細節,凝視著文學世家的生活風景──是如此的平常人家。


「你要生活成什麼樣子,來取得最大的自由?」朱天文說:「擁有寫的自由,甚至是不寫的自由,必須把生活過得很簡單才行。」


《願未央》中,朱西甯與劉慕沙的書桌並排成L型,朱家三姊妹笑稱父母就像兩個一起寫作業的小學生;《我記得》裡,朱天心與同為作家的丈夫唐諾每日前往咖啡廳寫作,一人一張桌子,遙遙相對,朱天心不時喚唐諾:「這個字怎麼寫?」復刻著母親劉慕沙與父親朱西甯相伴寫作間最常出現的對話。


而朱天文的書桌,是《我記得》裡特別美的一幕。


一張床、一扇窗、一面並不大的書牆之間,半張麻將桌大的寫字檯,朱天文在此處為文字煉金,煉出一種古董的燦亮,寫就《荒人手記》、《世紀末的華麗》……等代表作,以文字捕捉一種美好時代消逝中的頹唐與悵惘。


「桌上有張玻璃墊,墊上反映著窗外的雲,雲便在我的書桌上飛……」,風和日麗的雲是這樣的,颱風天的雲是那樣的,作家獨特的感知化為語言,隔著鏡頭娓娓道來,作為觀眾,凝視著這一刻的你將突然感受到文字的巫力──那一股讓現實起飛的魔力。

 

文字是信仰,不是生活


年輕時與劉慕沙的通信,朱西甯封存在一個大大的牛皮紙袋裡,題上了「非情書」三字。


《願未央》中,朱天心念著青年朱西甯寫給少女劉慕沙的句子:「從事一種事業,態度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對於文學。一切的事業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學,不能平凡,因為文學不是換取生活的工具……文學乃是延長生命的永恆的靈魂之寄託。」

從家書認識父母少年時:左起朱天衣-朱天心-朱天文(目宿媒體)。
曾有讀者問朱天文:文字對您而言,是信仰還是生活?


她的答案是信仰。


「文字是語言,語言是表達的工具,文學是在尋找語言的故鄉──我所有的所思所想,對世界的思考、探索、解釋,最後都回到語言的表達;生活僅是我活在其中,但如果沒有文學,我不知道如何看待這世界……文學是我之所以對生命仍保有熱情的原因。」

 

現實裝不下的黃金國度,小說可以


在文學的領土上,朱家第一代與第二代創作者皆選擇了「小說」為主要戰場。朱天文認為原因有二,一是父女三人皆對現實中的細節充滿興趣,二因為虛構是小說的特權。


朱天文認為,散文基本上是紀實的,詩是從現實中提煉出一種意象,小說則擁有起飛的可能。「小說的情感是真實的,但表達上可以虛構……在小說中改變不可能改變的現實,我跟天心喜歡說那是『起飛』。」


現實的時間太迫促、現實的空間太不稱意,小說家就像一個巫者,施展魔法,讓時間停頓、讓死者復活,讓不可逆者皆可逆。透過文字,用實然世界的材料打造一個人能安身立命的夢土,一個世界應該有的樣子,一個現實裝不下的黃金國度──這正是所謂「語言的故鄉」,也是小說家一生的大願。


「語言的故鄉是變動的,每個人生階段你最關心的課題,你去攻打那個課題……」,朱天文說:「語言的故鄉會一直尋找,也許終生沒答案吧,就像父親的遺作《華太平家傳》是一本夢書,也是他語言的故鄉,可是也沒完成啊。」

 

凝視清晨的露珠,想起坡頂的彩虹


「……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將是到達我們出發的地方,並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這個地方……」


《願未央》後半段,朱天文的小舅舅在劉慕沙成長的苗栗老家裡所引述的英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詩作,似是在為朱天文執導紀錄片的心路歷程作注。


朱天文與朱天心從高中時便開始寫作不輟至今,是台灣當代重要小說家。然而,青年時期的她們曾一度看輕父親投入一生經營的小說事業,投身政治與社會運動,在現實中展開烏托邦的想像與實踐。 


「20歲時認為要做天下事,覺得小說只是一種工匠技藝,壯夫不為也;五十歲後才知道,人一生只能實踐一種人生。李維史陀說:『我對技藝情有獨鍾,因為這是人在宇宙間安身立命之所在』,一生實踐一藝,就不負來人世一遭。」


《我記得》中,朱天文與朱天心自述年輕時說了許多大話。對於所謂「大話」,朱天文這麼詮釋:


「當時大家就像希臘神話裡要去找金羊毛的那群年輕人,相信爬到坡頂就能碰到彩虹。對未來有一種大志,因此說了許多大話──可是今天大家不說大話了……不再抬頭去看坡頂的彩虹,其實是有一點點悲傷跟可惜。」


《願未央》,《我記得》。記得夢想著坡頂的彩虹,去實踐你所選擇的那一種人生,無論是現代烏托邦,或尋找語言的故鄉──


這是小說家執導與入鏡紀錄片,透過父母與自身的生命現場,想對這個時代說的話。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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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
目宿媒體、朱家

陳苓云

陳苓云

文章 38

生命原是要不斷地受傷和不斷地復原,世界仍然是一個在溫柔地等待著我成熟的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