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選片:日常生存 《借問阿嬤》 楊索:我們在此相遇

by  楊索

三位暮齡阿嬤,三個年輕人,過去與現在交會,這段對阿嬤生命史的叩問,想言說的是什麼?

 

匈牙利導演巴林特.瑞斐斯(Bálint RÉVÉSZ)是三位編劇之一,他受訪時說,這部《借問阿嬤》醞釀進行了七年。當初與英籍的梅瑞迪斯、德籍的魯本在英國布萊頓相遇,談到彼此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阿嬤,因而激盪出拍片構想。這部影片的拍攝手法看似即興創作,但深入咀嚼卻能體會三人組想說的,遠不僅於個人歷史的故事。

《借問阿嬤》。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這部紀錄片可歸屬「戰爭記憶」範疇,其中有集中營倖存者親身告白。過往為數不少的納粹集中營紀錄片,從影像風格及敘事引導都沉重灰暗,一再明示:噩夢與惡魔未遠。特出的是,《借問阿嬤》擺脫了單一性的控訴調性,跨國與跨代對話呈現了個人處於戰爭時代的道德困境。

 

阿嬤們各自背負著受折磨的記憶。德國阿嬤是三人中的「失語者」。她的祖父是具影響力的納粹支持者;父親不認同納粹卻服役戰死;丈夫成俄國戰俘,歸來後長期處於夢魘。德國阿嬤表現出一種矛盾,時而流露對年少支持過的「可怕思想」仍覺刺激狂熱,但同時長久不安,戰爭痛苦、罪惡感交織,使她壓抑回憶,經常需旁人提醒、激發下的情境才能述說,但述及集體高喊「勝利萬歲」,臉龐卻煥發熱烈神采。

 

在集體受催眠的時代。英國阿嬤——珊於少女時代居住義大利,她與希特勒握過手,並且在日記上又畫又寫愛上希特勒的情懷。二戰時期,珊於英國情報機構任密碼破譯員,與希特勒陣營作戰。在一次解譯密碼,她卻將一架機上的婦孺送往死亡。

 

影片焦點是祖孫聚餐、出遊,她們之間存在一股張力,有反省,也有隱然詰問。德國阿嬤面對倖存者,似乎只有謙卑道歉,個人的苦楚已微不足道。戰後的匈牙利阿嬤莉薇雅翻身,她口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卻是德英無法認同的共產主義。在莉薇雅眼中,珊則殘存英國殖民者的傲慢。

 

 

莉薇雅常夢見集中營,甚至未曾經驗戰爭的孫子也在夢境裡。如許多向上帝呼求而絕望的人,她失去了信仰;莉薇雅說,集中營解放時,許多人毆打曾虐待遭囚者的「酷霸」(Capos本身是資深俘虜的守衛),她如果有力氣,也會這樣做。

 

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集中營是人類歷史的浩劫。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是接近納粹戰敗時,誠然如知名學者以撒‧伯林所言:「我確信他們(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甚於對輸掉這場戰爭的恐懼。他們絕不會讓那些送猶太人走上不歸路的列車和毒氣室的操作停下來。」

 

倖存者本身的人性遭致煎熬,例如,《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的作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在此書說,他一生無法原諒自己,因為同樣被囚的父親在營內臨終時呼喊他的名字,他卻因害怕被揍、不敢應聲,甚至氣父親高聲吵鬧。倖存者的精神醫學教授維克多‧法蘭克在著作中亦談及遭囚者的道德崩潰,一個難友高喊:「等我回家以後,這隻手要是沒沾滿血腥,我一定把它剁掉!」

 

根據許多學者研究,戰爭結束歷15年,一般德國人並沒有明顯的罪惡感,許多家園殘破的德國人自認是戰爭受害者。政界、輿論界也未展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德開展與東歐國家的友好政策,同年8月,他在華沙猶太人禁區紀念碑公開下跪,這項象徵德國人悔罪與尋求族群和解的道歉具里程碑意義。德國史學家則於1969年始,對德國人的二戰歷史責任,左右派學者長久論戰、立場壁壘分明。

 

影片中,魯本受訪時很不自在,雖然那是祖母輩的納粹屠殺,然而,他接近存有罪惡感。然而,他同時,對不斷地被問到或提及納粹、希特勒的話題感到厭煩。現實生活中,新一代面對生存的世界並不輕鬆,屠戮仍在各處發生,基於意識形態的仇恨暴力,透過社群媒體傳播更迅更烈。

 

 

新納粹與極右勢力在歐美崛起,例如:英國的排外風潮導致脫歐;匈牙利甫落幕的國會選舉,反猶太主義的右翼政黨在選前聲勢令觀察者驚心。在日本,近期內發生三十餘所公立圖書館撕毀《安妮的日記》;台灣學生穿仿納粹軍服參加遊行等現象,顯露人類對歷史教訓的輕忽與無知,這些作為是植基於何種社會土壤?

 

 

這部片可能引起爭議的段落是,三個年輕人仿擬戰爭遊戲去扮演、重現納粹突襲情景,以及由倖存者阿嬤莉薇雅仿希特勒比開槍手勢。這些片段很容易激怒猶太人群體。在普世主流對納粹大屠殺議題的詮釋與再現、普遍恪守謹慎、政治正確,導演與編劇的手法近乎挑釁與輕率對待歷史。然而,他們豈不知碰觸禁忌,又為何如此?

 

這或許是創作者對制式表現手法的反動,或許是刺激觀眾更進一步思考,如果這樣的影像形成冒犯,那戰後迅速建國的以色列,不斷藉由屯墾與軍事力量,迫使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陷於戰火,和平無望的現實,舉世旁觀而無解,直言之,是複製了巴勒斯坦人形同二戰猶太人的命運。

 

美國已故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於2001年獲得耶路撒冷獎時,曾以《文字的良心》為演講稿,直言:「集體責任這一信條,用做集體懲罰的邏輯依據,絕不是正當理由,無論是軍事上或道德上。」2011年,村上春樹獲同一獎項時,則以「雞蛋與高牆」的譬喻提醒以色列,他永遠支持弱者的立場。

 

 

《借問阿嬤》的三人組撥動阿嬤們回憶的餘燼,將熄的火光最為熾烈。反思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珊於影片中走完人生。靈光一現的影像是,德國阿嬤與莉薇雅視訊,她吹著五彩泡泡傳遞和平,希望莉薇雅忘了過去可怕的事,而莉薇雅俏皮地比出接獲的手勢。莉薇雅有一雙歷劫者的銳眼,她簡潔道出個人的理性選擇:「不管是猶太國家主義、匈牙利國家主義,還是其他的,我都無法忍受,因為我知道國家主義會轉變成什麼。」

 

殘酷與良善的故事永遠在各處、同時發生。抒情片尾,三個年輕人背光騎著單車,沒有也無須任何話語,但影像有沈澱後的飽滿厚度,或許,觀者已意會到他們為何接銜長者的生命經驗,那豈不是回應當代令人不安的衝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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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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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楊索的文章不難,認識八百字就可以了,但人生實難,她筆下的故事總有測不準的人性,一些際遇嚙痕。楊索投入創作後,她相信俄國小說家契訶夫所言:「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以生活提供給他的事件來豐富作品,如果沒有現實與虛構之間這種永恆的互相滲透、參ㄇ差對照,文學就會死於貧瘠。」陳舜仁 / 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