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選片:日常生存 楊索:以愛之名,《日常對話》

by  楊索

高達(Jean-Luc Godard)說:「電影不是真實的再製,是真實的遺忘。但是如果你記錄下遺忘的過程,你就能記得並達到真實。」

 

這是一部引人細嚼尋味的電影。從題材與表現主題、形式,《日常對話》拓寬拓深台灣紀錄片的格局與視野,新手導演黃惠偵能量驚人,影片最大的成就是具現了一個受壓抑者的世界。

 

以相同素材剪接出的兩部片,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如素樸散文;《日常對話》像結構恢弘的小說。長版似球體亮面,顯現衝突力道的高反差,短版如暗面,許多話難以言明,卻也流露更多創作者的初心。

《日常對話》。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日常對話》的大背幕是台灣社會變遷,一部片勾連主題有:身份認同、城鄉內部移民、女同志家庭、家暴、亂倫、父權體制,以及導演百問猶疑的「母愛」。如果創作者更有耐性,敘事技巧更成熟,她會從中發展出三部電影,屬於母親的個人歷史;屬於她的艱難成長經歷與父權下的暴力與倫常禁忌。或許她早已洞悉自覺,但,噤聲太久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說出來,就如奔出萬山的溪流。

 

從導演拍攝札記,她很明確地藉影片為婚姻平權添柴薪,紀錄片推出亦正逢台灣婚姻平權大潮。尤其導演的身世背景、學歷小三肄業、自學而登上國際舞台,後續行銷也如一則勵志故事。

 

這部紀錄片的成就備受肯定。不可諱言,侯孝賢監製背書,猶如使新手導演站在巨人肩膀。後製夢幻團隊──剪接林婉玉、雷震卿對電影節奏、力度的掌控;配樂林強的收斂卻飽含想像空間,他們將短版猶如HOME VIDEO的材料打造成國際金身。此片先獲柏林影展的泰迪熊獎,再拿下去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又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今年則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國際、台灣紀錄片兩項競賽。

 

因為故事太動人也駭人,從題材到影像成就,也可說如一場洪水狂掃文化評論界,用《大亨小傳》中,尼克所說:「…所有人…在道德上永遠保持立正的狀態。」我所大量查閱的主要影評、訪談幾乎略去影片所跨過的倫理紅線不談。

 

這部影片最觸動我之處,是它細膩具現了一個底層台灣女同志的情感世界。片中的T媽媽從媒妁的家暴婚姻攜兩幼女逃出,她自主成牽亡業的紅頭法師後,從精神到肉體都全然解放。從T媽媽洪月女的口中,我們得知曾經「台北橋整窟」有一個「女兒圈」。若此說為真,在台灣的同志運動開始前,都會邊陲即存在半公開的同女樂園,本土底層的活力與包容,對照同志不見容於中產階級,這是極寶貴的面向。

陳舜仁 / 攝影

 

片中,從鏡頭追隨男性裝扮的T媽日常行蹤,她╱他使人聯想到早於波特萊爾、班雅明所提出的「浪蕩者」。T媽(時而怠工)與女伴嬉遊戲耍於城市空間,她們在鏡頭下公然示愛、似無所顧忌,旁觀者也不詫異,開啟觀者對台北的嶄新、另一向度的城市經驗。

 

鏡頭轉入母親的前後任親密伴侶,她們描述男兒身的月女,浪擲千金、床上纏綿,語氣中有柔情,有的是揮散不去的怨懟。這些重要的細節使底層女同志的生活有了豐富立體之層次。但,等等,觀影者要繼續追問,導演口中其生活了近四十年的田野,是屬於私人的私密世界,她因為多重身份的優勢而能開啟這道門,可是,包含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這群人,她們是否被清楚告知採訪意圖,有意願以女同志身份於媒體出櫃嗎?

 

「浪蕩者」執法器出入人界與靈界,真實生活中,她似乎缺乏現實感。回到家,她與女兒隔著無形卻厚重的牆,生命中的敗壞殘垣,她不願再想起,導演女兒卻追索、迫問她真相與答案。

 

那場最具衝突張力的母女餐桌對話,在全片中,這艱難的對話雖長度僅數分鐘,但據導演受訪時所言,拍攝過程長達三小時餘。這場超越虛構電影所具有的戲劇性及震撼力,無疑是台灣、甚至在國外都將成為經典的母女對話。觀者如我,感受到沉重、甚而是酷烈。

 

去年桃園電影節的台灣紀錄片競賽,《日常對話》是十五部入圍片之一,五位評審包括:日本導演森達也、印度導演夏雪莉、台灣導演及詩人鴻鴻、中國導演張贊波與我,在評審會議首輪投票各選出三部晉入決審時,《日常對話》並未入列。影展競賽除了影片互較高下,很重要因素是評審的個人品味。該競賽優勝名單出爐後,應主辦單位要求,評審們也討論了《日常對話》,影片所涉紀錄片倫理爭議是討論重點。

 

 

從影片的母女對話,可看出現場有三個機位,攝影機一具對準母親,一具對著女兒,另一具框住兩人對坐。三具攝影機像三架機關槍,形同新聞採訪中的「伏擊式採訪」,毫無預警的母親面對導演╱主角的女兒揭開遭父親猥褻的告白。

 

可是,問題還是要探究下去。果真只有這種形式才能達至「溝通」?或其實是製造影像衝突的手法?有長年採訪經驗的我,深知與採訪對象有適切的近距離,才能有高品質的對話,尤其是面對傷口,「傷口要很小心地呵護」。女兒的傷口也是母親的傷口,然畫面之始,從母女面部、肢體語言的敵意,可說已知對話不可能,與其言女兒對母親的告白,其實更接近一種以愛之名的審問。

 

之前屢屢抗拒採訪、從鏡頭離去的母親,這回並沒有逃遁。直面情緒崩潰的女兒,她沈默僵持、臉色脹紅,從否認到最後流下淚來。女兒的執念是,只有以攝影機才能完成母女關係的破冰儀式,才可撬開「媽媽你到底愛不愛我?」這顆蚌殼內的珍珠。母親雖始終未說,可是為何與如何,她才從受訪者反身成為導演女兒的陪伴者?

 

 

紀錄片工作者的倫理並不是非黑即白,而紀錄片本身是一種辯證過程,從另一個角度看,踩線或跨界的爭議也可能帶來對紀錄片可到達之處,形成新的探索。

 

曾獲頒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導演 Thomas Lennon曾坦承分享段話:「當我想要製作出人們想看的好電影,我的優先考量便不會以保護你為先,而是要盡我所能地說一個有張力的、令人興奮且強大的故事。」他又說,我不會使用「背叛」這個詞,但我得到你的親密信任而做出與之違背的事,便會產生這種感覺。「這對對象和電影製作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常微妙和困難的時刻,而我正是喜歡紀錄片值得這樣的信任。」

 

這正是我想辨明紀錄片本質的起點。回到高達那句話,內在受傷的孩子,需要藉由母親招魂引領,目的是遺忘,走完辛辣艱辛之旅,她才能用全新的目光重新定義記憶,紅頭法師的女兒是否找到了歸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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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索為你朗讀:屢屢抗拒採訪,從鏡頭離去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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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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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楊索的文章不難,認識八百字就可以了,但人生實難,她筆下的故事總有測不準的人性,一些際遇嚙痕。楊索投入創作後,她相信俄國小說家契訶夫所言:「作家有權利,甚至有義務,以生活提供給他的事件來豐富作品,如果沒有現實與虛構之間這種永恆的互相滲透、參ㄇ差對照,文學就會死於貧瘠。」陳舜仁 / 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