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文 李維菁 純真與世故都是我
by 陳琡分我們都渴望獲得體制接納,以換取被愛的感覺,但你相對得折損自我,來服膺這些規範。
「在別人眼中,像我們這個年紀的單身女子,就是把日子過得很草率、沒有替自己打算──妳沒有將自己弄到一個男人身邊,沒有把自己弄進一個家庭、一個公司,沒有安在一個位置,沒房沒車,也沒有多少存款。一般人隨著社會時間累積該有的東西,妳什麼都沒有。偏偏妳又是個女的,妳會逐漸變老、變不美,妳以後怎麼辦?」
李維菁,從記者、藝評人到小說家,她曾說,給我張愛玲的才華,也不願要那樣的人生命運。小時候曾經嚮往家庭主婦生活,長大後卻在寫作與工作領域成了PRADA惡魔般的傑出職場女性。從短篇小說《我是許涼涼》、《老派約會之必要》,到首部長篇小說《生活是甜蜜》,純真與世故兼具,是書中女主角的共通氣質。
許涼涼如何變成徐錦文?天真的、冷靜的、任性的、成熟的,女人的多樣面貌,凡此種種,不是階段的蛻變,而是揉合的並存。女人如何在朦朧中逐漸看清、聚焦、型塑自己的模樣,如何一點一點,找到對自己的認同,活出屬於自己的,生活的滋味?
我們邀請她從作品與經驗出發,談女性對自己的寬容與嚴苛,談女性為什麼要認同自己,以及如何認同自己。
問:一個創作者如何管理自己的寫作方式,或多或少也會反應到如何管理自己,包含情感、價值觀等。妳的個性與處事,如同妳的寫作習慣嗎?
李:我最近也在想這件事。以前在報社,附近有一餐廳,是個單親媽媽,帶著她的女兒。我上班時間很長,加上自己生性懶惰,幾乎每天都去報到。可能是我有禮貌或其他我不知道的原因,某天那個媽媽告訴我:「我和我女兒決定不叫妳名字,要叫妳小綿羊,因為我們喜歡妳。」
當我進到辦公室,可能有人說我臉臭,看誰都不順眼,或我的編輯感覺和我共事很痛苦,因為我要求很多,每天盯版盯得很緊。我常在想,或許一直是這樣子吧──和工作、和寫作無關的人,永遠都說我是小綿羊姊姊;一旦是和工作寫作有關的,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但在職場上會來找你的人,很少人要找的是小綿羊姊姊;而小綿羊姊姊需要朋友、需要戀愛,工作的那個則不太需要。女生很明顯,有的女生也許會讓兩者互通。但我堅持不要。也許我根深蒂固地相信小綿羊姊姊才是我吧。我只是剛好做了這樣的工作與寫作,我不理解為什麼多數人就直接拿這樣的我來看我。
問:寫《生活是甜蜜》時,有沒有想過會被讀者對號入座,認為妳就是故事中的徐錦文?
李:一定會被對號入座的,在《我是許涼涼》就是了。隨便吧。寫的時候不需要將別人放到作品裡,否則一定完蛋。我並沒有要揭發或袒露什麼,有人說我的文字犀利,但我從不知道原來在別人眼裡,那樣是犀利的。
問:犀利應該是指妳在作品中掀開的狀態與內心很赤裸、很不掩飾。
李:所有創作者都說作品需要反抗,然而一旦真的有人像我這麼白癡,如同國王新衣那個小孩一樣明指,大家就會一直說:妳這樣好嗎?只有我們這種白目會真的去把鍋子掀開。但這又不是什麼禁忌,我寫的只是尋常人都有的想法與情感,為什麼不能掀開?這不是每個人心裡都有的嘛。
我挑選的是都市裡的一小撮人裡更邊緣的一小撮人。這些人在別人眼裡總是光鮮亮麗,他們高學歷、高智商、生活順遂,但他們心裡其實是非常邊緣的。大眾秉持正義認為的那些需要關懷的底層人們,認為他們的惡不在他們自身,而是環境所迫、是理所當然──倘若這樣想,真的是在痛苦的江湖裡,見過太少世面了。
每次我在報上看到「台大畢業」「位居主管」「碩博士生」的人自殺,我都覺得這哪是什麼重點原因?台北這座都市,經過二、三十年的都會化,資本高度集中在此,對人事、對生活方式,都已經造成極度扭曲,人心像荒漠一般。我們身邊每個人都是,包括我們自己,但這反而是當代創作裡最少去觸及的。
這個為數龐大的族群一直沒有獲得著墨與關注,在我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事。如果不能理解為什麼「某個人明明有固定薪水、是留美碩士、博士,卻還是去自殺」,那真的是太荒謬了。難道換成一個小學畢業、到處打零工的人,自殺就是合理的嗎?有錢、有工作、有學歷的人就不應該自殺嗎?大家都是被體制消磨與剝削的人而已。我們都以為世道是強欺弱,不是,是弱欺弱。
問:妳認為讀者為什麼會將徐錦文這個角色往妳身上套?
李:因為我的確也是多數人眼裡那種「沒有什麼問題的人」。台大畢業、職場主管、好像也很容易嫁得掉。光以能力而言,隨便進一個體制,妳一定可以做得比那些人都好,但妳怎麼進不去?妳為什麼不進去?妳長得也是漂漂亮亮,在婚姻市場上應該很好處理。但,妳是貨嗎?如果是,這種貨好賣啊。那,妳為什麼沒有被賣掉?
因為人就不是貨。每個人都忘了這一點。人就不是貨啊。
問:你怎麼看待主流或非主流價值、正軌或脫軌的人生?
李:我自己不會這樣分,但我知道這是多數人在往來時不自覺的分類方式──主流、非主流,勝利組、失敗組。用說的都很簡單:他生活很苦,所以思想陰暗,或她高學歷高收入,所以她眼高於頂。這種貼標籤很粗暴,但方便。
所謂的主流者,多數人心裡其實是很非主流、很另類的;我們以為不在常軌內的可憐人們,他們心裡的價值觀反而是很主流的,才把自己弄到要死。例如被家暴的女性,無非是內心固守著「以男人為天」或父權系統的主流思想。她是主流還是非主流?多數的人既不是主流,也不是非主流。我盡量不去這樣看別人,假若別人要這樣分類我,那就隨他們高興吧。
問:會想去解釋,或是乾脆把自己也弄進主流系統嗎?
李:多數人的確會這樣,因為想活下去。我也試過,但現在不想了。我們從小到大都渴望獲得體制接納,以換取周全的保護、以及被愛的感覺,但你相對得折損自我,來服膺這些規範,那會內化成為你的一部分。這當然不是壞事,就理性構成或經濟結構來看,社會需要大多數的公因數才能撐得起來。
你知道有人這麼做,你要逼自己加入其中,也是可以的。但我沒變成那樣。人活著的時間也不多,我讓每個人都喜歡我,對我有什麼好處?可以被體制接納保護認可,對多數人來說是重要的;但事實上,他們也不會真正全心接納你與保護你啊。
選擇過這樣的生活,不過是「能不能背對這些事情」的人格特質,更進一步是脫離出兩相抗衡的狀態,我認為是「拔離」出來。文學如此,生活也是。我就還是小綿羊姊姊,在住家方圓兩條街的範圍裡出沒。
李:在別人眼中,像我們這個年紀的單身女子,就是把日子過得很草率、沒有替自己打算──妳沒有將自己弄到一個男人身邊,沒有把自己弄進一個家庭、一個公司,沒有安在一個位置,沒房沒車,也沒有多少存款。一般人隨著社會時間累積該有的東西,妳什麼都沒有。偏偏妳又是個女的,妳會逐漸變老、變不美,妳以後怎麼辦?
其實,頂多就去死啊,要不然呢。想清楚了就好,沒那麼難。
問:然後他們就會說:妳怎麼可以對自己這麼不負責任?
李:這世界有一種奇怪的鬼打牆。我必須符合旁人希望我在的位置,因為只有大家都一樣,大家才會比較安心;只要有一個人不一樣,那個不一樣的人,就會讓大眾不安。這真的很奇怪,有人跟我們不一樣,不是應該要很開心嗎?
很多滿口自由抗爭的文化菁英,轉過來面對女性時,更常自然而然地就切換到封建狀態。我總疑惑,你們不是在外面喊著「同胞們解放吧」,怎麼對女人就變這樣了?而你說女人總是為難女人,因為她們已經被內化了。就像《厭女》裡分析的,那些女性,都是男性的代言人。即使她們也處於遭到為難的位置,只要一有機會移到另一組去,她們會忘記自己也曾被為難,反而會回頭來為難昔日的夥伴戰友。我總是想著,再給她一點時間。畢竟這世界上就這麼多人。她們可能也只是抗拒不了,畢竟那樣比較安全。只是妳還擋得住,她沒擋住。
我當然會說女性比較辛苦,畢竟我自己是女的。然而,同樣年紀的男生,未婚,工作平平,男性是被接受的,女性則不。事實上不管妳工作成就是平庸或是傑出,前者人家會說:妳就找個人嫁了吧,後者人家會說:難怪妳嫁不掉。如果能夠改變這些眼光當然是很好,但在我有生之年,應該是沒有辦法吧。
問: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的米亞出現在書中,卻是不同的境遇,可以談談嗎?
李:朱天文筆下的米亞,是在天際之間,看著男人用理性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有一天終將毀滅,而她還在。但我選擇讓米亞變成的配角,讓她踩到城市裡、慢慢變老。當她已經老去,男人用理性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都還沒有崩潰,還和以前一樣地運作著,可是她已經老了。
我讓米亞剪掉她的長髮,一腳踩上紅塵,知道這個世界對女人的不公平,而活下來。
我當然期望世界改變,但那並不是光靠我的期望就能達成的。當它尚未達成時,起碼要有尊嚴地找到、並保有自己活下來的方式。社會改變需要許多不同個體的努力,起碼在我們活著的一小段期間,試著扭轉一下自身的介入方式。我們的開頭一定是生,結尾一定是死,只要中間有一點小小的翻轉,就算沒有達到你要的位置,那都是很高貴的事情。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有次在訪談中說起自己的寫作起源,是她在11歲那年看了《小美人魚》被嚇哭,自此希望能夠以小說創造一個世界,讓當中的女性可以因自己原本的樣子被愛。說不定我最終想說的、想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若此生要不到,也就算了,不需要因為「結果還是沒有」就難過萬分,在妳想要、不想要、爭取與挫折這些過程,都是shades of love, shades of life,那是人生不同的光影,深深淺淺的形狀。不要害怕,那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