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文 致水泥色的青春，願《未來無恙》是瓦解結構的一道裂縫
by 黃詩茹
站在懸崖邊的少女，在成長的路上跌得滿身是傷，旁人看了心驚膽顫，賀照緹用鏡頭溫柔陪伴。青春太短，而說這個故事太難，上百個剪接版本，賀照緹穿越恐懼，記錄下女孩的成長軌跡，她也用這部片寄託願望，「我希望妳們未來無恙。」
從勵志片走進陰陽魔界
「我想知道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這可能是最早的提問。」
2011年，賀照緹透過社工接觸到一群參加職涯體驗的休學青少年，她原以為會拍下這群孩子的體悟和變化，然後交出一部結尾光亮的勵志片。結果，她走進其中兩個女孩的人生，一拍就是7年。想要賺錢養家的沛穎，傷痕累累地走在渴望愛的路上；承受殘酷傷害的輝珍，卻伸手抹去媽媽的眼淚。
過程中，賀照緹驚覺她看到太多了。拍攝紀錄片20年，這是她第一次和被攝者走得這麼近，她不只是帶著攝影機的導演阿姨，也是少數能守護少女的大人。兩個女孩將青春的秘密託付給她，她戰戰兢兢地踩在那條拍攝者和被攝者間的界線，深怕她們失足墜落。
最終，賀照緹捨去無數的鏡頭，她知道，也拍到，但不能說，因為那是女孩在電影上映後還要面對的人生。這個取捨的過程，是她和恐懼的直球對決。
願觀眾帶著問號離開
偏鄉、原住民、貧窮、失學，兩位主角身上可以抽取出許多關鍵字，但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會說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貧窮問題。」貧窮，或許能對症下藥，結構性貧窮卻難以撼動，賀照緹形容那是被水泥凝結住，難以逃脫的狀態，「主流社會常常會歸責說：你為什麼不自己努力？但像輝珍這樣的孩子，她想要高中畢業都是一波三折，因為她在日常中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
結構性貧窮背後有複雜的因果脈絡，可能發生在各種家庭、社群或聚落，個別差異性極大，很難期待單一政策或大型倡議一次翻轉。「可能性真的不是我們嘴上說說就會有，要有人真的去做這些事情和改變」，說完賀照緹陷入沉默，其實她這幾年做過一些嘗試，還沒有具體成果，「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來看看這部片，就會知道這樣的狀況是存在的，然後開始問問題，那就是一大進步。」
尋求解方，得先拆解線頭，剪接也是如此反覆折磨，最後只留下節制的素材和配樂。她不斷在心裡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這兩個孩子不能被傷害，也不能對原住民族有刻板印象的複製或惡意詮釋，最後，我想呈現每個人都是複雜的。」
嗜酒的母親，缺席的母愛，都不是簡單的反派角色，「片中的媽媽也是一個複雜的存在，她也有她的艱難。」與脫貧拚搏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需要處理的眉角，賀照緹在這些母親身上看見對孩子的虧欠，「這些媽媽想要好好努力，可是沒辦法給孩子真正想要的東西。」而心懷堅韌的女孩，也就接受了，細膩幽微的母女情愫，在殘酷現實中埋入一絲溫柔。
勇敢裡的複雜與艱難
看《未來無恙》，會不自覺讓人回首年少，每一段成長都得來不易，跌撞懵懂，成長看似有很多可能性，同時也有很多限制。
父親是五專老師，母親是家庭主婦，賀照緹笑說：「青少年階段不太好玩」，從飯桌、衣著到門禁，家裡自有一套規矩要守，尤其她是家族疼愛的長女。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常唸，「坐要有坐相，不可以腳開開。」
「我不是那種父母會放任我去闖蕩的孩子，他們有很多的擔心，因為很愛我這個孩子。」上大學後，初嘗自由的滋味，有陣子媽媽看到她腿上的紅豆冰，邊嘆氣邊對她說，「我從小到大把你一雙腿包得好好的，就是要讓你的腿好看，你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現在回頭看，她說自己過得滿順利的，青春期的煩惱是不知為何要聯考、怕成績不好、怕變胖，「拍了她們之後，我的『少女維特的煩惱』真的不算什麼，都是很小的事情，根本不好意思拿出來說。」
輝珍和沛穎，卻是被現實逼著提早長大。在賀照緹眼中，兩個受傷的女孩是少女戰士，不祈求同情，而是自己賦予力量，這也是她在片中想呈現的。「可能是我的潛意識讓這部片有了這樣的走向，她們不是受害者，而是自己站起來的少女戰士。這是她們自己的狀態，很難被動的被剪出來。」
踢跆拳的輝珍，一心想保護家人，即使比數不好看，她還是奮力踢到哨音響起，「她不會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抱歉，感到自怨自哀，她還會去安慰身邊的人。」少女的勇氣包裹著複雜而脆弱的存在，「勇敢裡面有很多東西，有不堪、有難過，也有開心快樂，很多的狀態讓她變成一個勇敢的人。」
選擇不把頭別開
看著勇敢的女孩，賀照緹卻感到恐懼。她擔心電影上映後的影響，擔心女孩遇到惡意互動，也怕顧慮不周讓她們受到傷害。於是這一局，是她和恐懼的直球對決。
「我知道我可以拍一個所謂『聰明的政治正確』的東西，對我來說並不困難，也剪得出來。」這個「聰明的政治正確」，可以讓觀眾感到希望，同時讓她避開質疑，掌聲響起，安全離場。「如果這樣做，我就是繞開恐懼，我沒有進入恐懼的核心。這一次，我覺得好像需要進入恐懼的核心，去看到裡面到底是什麼？」
過去她拍過黑道兄弟、新移民，也拍過全球化下的小鎮變遷，從形式到內容都是挑戰，「可是沒有像這次覺得這麼複雜。」這次不只要處理歷史脈絡、理論思維，還要從個人映照社會，更得面對活生生的人。無數的自我詰問，讓她開始疑慮，「我要不要做這件『聰明』的事？雖然我做得到。」
終究她走出那把安全傘，走進陰陽魔界，深深看進那些憤怒、淚水和青春的愛恨。「如果我選擇『聰明的政治正確』，我可能違背初心，最終我很難自圓其說，面對媒體我都必須說一套漂亮話。但我要說幾十遍、一百遍嗎？每次映後座談都要講這個啊，我真的受得了嗎？我覺得沒有辦法，我受不了作為一個這樣的人，我會厭惡自己。」
這場對決很磨人，也很痛，賀照緹在恐懼的核心經歷糾結和撕扯，最後將自己縫合。「我選擇拍紀錄片，選擇過簡單生活的方式，我付出很多代價。不去走主流社會認定的成功路徑，為的就是可以坦坦蕩蕩地說話，那我何必這樣？為了做一個不讓自己厭惡的人，我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讓自己失望？」
她也說，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對於公共議題是懷抱初心的，但拍攝過程中，時常自我懷疑，自問是否在旁觀他人的痛苦？她選擇用更深化的態度看待這個提問，並且誠實地回應自己，「我們要避免痛苦被消費，可是不能因為怕別人批評你在消費痛苦，而把頭別開，不去看痛苦，或者把痛苦包裝成勵志，不能硬凹。」
繞過恐懼，也避開誘惑，她在導演筆記寫下，「恐懼可以是毒藥，也可以是禮物。」
從拍攝到上映，兩個女孩都長大了。看完電影，很多人想問：她們後來過得好嗎？賀照緹笑而不答，她知道這是觀眾心疼女孩的焦慮，「我覺得從結構性貧窮出來的任何個人，我們很難一廂情願地說，因為成長就變得更好。但她們真的很努力把自己站得直挺挺，過一個她們想要過的生活。」
殘酷的青春物語，有時會讓人卻步，連當初帶賀照緹認識女孩的社工都怕看了會哭，「我很想鼓勵觀眾，不要害怕來看這樣的片子，哭是OK的。」她希望觀眾帶著溫柔的心，看看這兩個女孩的故事，然後走出電影院，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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