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文 真誠地往前走，走進創作的大海：專訪巴黎文化奧運紀錄片導演袁欣欣
by 廖昀靖創作的一切，都還是源自創作者的生活，那是成長環境給他的養分。
高中時，袁欣欣除了把表演工作坊相聲劇的CD，聽得倒背如流之外，她對其他事物毫無熱情。或許因此，當她不知道該念什麼大學時，爸爸帶她看了人生第一場舞台劇。走進劇場那一刻，一種無從解釋的溫暖包圍了她。
「天啊，我回家了。」袁欣欣回憶，這種感覺，此後再也沒有在其他地方感受過。
那是表演工作坊改編自義大利劇作家卡羅．高多尼的荒謬喜劇《一夫二主》。她仍記得演員李立群在台上的精神力、作品的完整度，以及謝幕時，全場觀眾唰地起立鼓掌。
「對，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不是指要站上台，而是想要成為創作的一部分。好多年之後，袁欣欣做到了，以一名紀錄片導演的身分。
2024年巴黎文化奧運，台灣是全球唯一以表演藝術展演為主的國家。袁欣欣受 TaiwanPlus 委託，擔任紀錄片總導演，拍攝紀錄長片《My Art, My Voice》，以及8支系列短片《Taiwan in Motion》，紀錄台灣當代表演者的多元樣貌。
「做紀錄片讓我可以觀察很多人。但如果是創作的話，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很不足的。」不足，源自袁欣欣對成為一名創作者的追求，從踏入劇場後，便未曾停過。
成為創作者之前
大學念戲劇，畢業後袁欣欣卻先去華納威秀當了一年的電影放映師，看似慢悠悠地，再決定去英國拿劇場碩士。到了英國，袁欣欣一股腦地狂看戲，在不斷被衝擊後，她卻沒讀書，又回到台灣。
結局上看起來是搖擺不定，但其實是她快速地長出一種銳利清明的決心。
「我的衝擊是，英國在劇場表達上，和台灣有巨大又根本的差異。」她舉例，在倫敦，不論劇場是大是小，創作者在意的只有：「我想要講我的故事。」那股表達上的任性根基於足夠的市場觀眾。袁欣欣知道，那是台灣沒有的條件。
「那我留在那裡呢？最真誠的創作，也就是作一個移民者的故事。」袁欣欣相當留意真誠。「我畢業之後跑去放電影，因為我不想要當一個只在自己腦子裡面幻想的創作者，我必須累積生活經驗。」後來的許多選擇裡，她或多或少都帶著「真誠地活」的意識。
就像多年後她在《My Art, My Voice》裡採訪了近年台灣叫好又叫座的音樂劇《勸世三姐妹》導演曾慧誠，袁欣欣仍然直指真誠：「你看，卡拉OK、牽亡靈，最後創作的一切，都還是源自創作者的生活啊，那是他的成長環境給他的養分。」
「那我有什麼？」袁欣欣持續自我探問。
回到台灣，袁欣欣投身各式各樣的工作：軟體公司、動畫公司，甚至待過股票證券公司，直到加入公共電視，從基層做起，才開始感受到工作的樂趣。幾年後，袁欣欣製作了她的第一檔節目──短喜劇《好兔大師》，「每集五分鐘，預算八萬塊。非常迷你。」
限制下的探索
帶著製作經驗，袁欣欣移居上海。她開始嘗試各種拍攝類型，從故事發想到現場執行一手包辦。國小就寫小說、大學寫劇本，到了這裡，她學會把寫作的想像放入現實裡，「寫了要可以拍，因為我也是副導演，否則會自討苦吃。」那是一家規模不大的網路劇開發公司，還在實驗階段。「又來到我擅長的環境，人少、預算不高。」一般人可能覺得受限制，袁欣欣卻形容那是一場愉快的探索。
在拍攝《My Art, My Voice》時，袁欣欣也發揮了她擅長的，在限制下尋找新方法。
包括袁欣欣在內，共有5名導演，要拍24組表演團隊，每一組、每一名表演者，都必須記錄到。龐雜的行政溝通，宛如修煉場，她提議設立單一窗口，減少混亂；拍攝工程上，她向所有導演提出協作需求，同意讓她跟訪，且共享拍攝素材。她認為，正是共享協作，成就了紀錄片豐富的素材資源。
袁欣欣有一種軟性的能力：「我非常喜歡聊天。我理解別人的方法，就是聊天。」於是，她決定把「聊天」變成《My Art, My Voice》的核心企劃，「我覺得，這會比較真實一點。」她聯手法國顧問團隊，邀請法國表演者、專家與台灣團隊，「聊」出一個不同的台灣，而非拍一支單純跟拍式的紀錄片。
這次，袁欣欣與法國導演Olivier Richard合作，從拍攝對象篩選到腳本協作，雙方基於對表演藝術的熟悉建立起信任。法國團隊不僅協助在地拍攝，也提出亞維儂藝術節主席Laurent Domingos、法國智庫學者Valérie Niquet等對談人選，讓紀錄片的內容既專業又真誠。
「你看片子中那些人，都是真心對台灣的表演者有興趣的，他們的好奇、提問和反應，都是真的。」
巴黎文化奧運表演者妮妃雅與瘋家姐妹、袁欣欣導演（前排左二）和法方工作人員合影。
標籤以外的聲音
然而，袁欣欣回想當初看到巴黎文化奧運的表演者名單時，她眼前一黑。
不是表演者不好，而是同質性太高。袁欣欣想起，過去與台灣形象相連的影像一概是：外國人逛夜市、外國人在台北 101、外國人在放天燈。「我很掙扎。我不想要只有珍珠奶茶和夜市的台灣。所以在這支片子上，我也不想要呈現出表演團隊很單一的面向。我們明明是很多元的，每個人都擁有創作詮釋權，為什麼非得被標籤化？」
她明白，標籤化本身沒有惡意，甚至能快速讓外界辨識、打開市場。但她也清楚，過度依賴標籤，終將消耗個別作品的深度與文化的多樣性。「我會抗拒，不是因為議題不重要，而是當議題大過表演者時，那表演本身的力量會被削弱。」
袁欣欣期待，透過表演者身上的議題傳遞主張的同時，也呈現自由創作的純粹。這之中的平衡，是《My Art, My Voice》最困難也最值得追求的地方。
紀錄片第三章節，以「當廟宇遇到電音」為題，袁欣欣不要電音三太子、也不想要只是「複製」傳統。她嗅出「三牲獻藝」，這支以台灣廟宇元素為素材的電子音樂團隊的可能性。在巴黎，三牲獻藝與法國電音藝術家、夜店經營者對話。過程中，法國人驚訝於他們不只是將傳統元素「使用」在演出裡，更蘊含著一種自覺的文化保存意識。
但似乎不只是保存。文化奧運後，袁欣欣直覺必須補拍，她約到團員柯智豪。袁欣欣感謝柯智豪的直言——他說：「所有的傳統，都必須走回社會當下，才會有機會。」弔詭的是柯智豪同時說：「當傳統走回主流，它就不是傳統。」傳統，有其必然逝去的本質。
這也是袁欣欣想說的。「我更期待傳統文化是一種在我們 DNA 裡面的養分，而不是成為限制。」源起固然重要，但它如何在開放的社會中不停演變，才是袁欣欣更期待呈現的。
《My Art, My Voice》涵括眾多議題，從原住民文化認同、LGBTQ 多元性別認同，到女性身體主權等，袁欣欣貫徹一個一致的視角：在議題之間穿梭，但不讓沉重與刻板的想像纏繞。最終要呈現的，仍然是每一個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由、真誠的樣子，讓他們為自己發聲。
成熟的大人，天真的創作者
作為紀錄片創作者，袁欣欣守住了真誠。但她從不是不懂現實的大人。
「我不認為在創作上當一名實際的大人，是好事。實際，是因為受過了現實的打擊。」那個一夜長大的瞬間，是多年前，她與國家地理頻道、英國影視製作公司SCREENHOUSE合作科學節目，拿到國科會補助，條件之一，是必須登上國際平台。但想播出，就必須付一千多萬的占頻費。
「那對當時的我，是很沉重的打擊。」那一刻，她猛然意識到，現實從不為理想讓步。在那之後，袁欣欣評估計劃更落地。「即使無法完全照我的意願，只要能被觀眾看見，我就會去做。」
那創作者的自由呢？
「嘿，連李安都沒有 final cut（最終剪接權）了喔。」當憤憤不平時，袁欣欣會這樣告訴自己，然後放下。不是指放棄創作的自由，而是放下控制的執念。「劇場和影視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本來就是集體創作。」面對拍攝現場的突發、劇本的變動，只要不過度與創作核心衝突，她會讓自己接受這些不一樣，可以的話，去享受它。
「但我還是喜歡愚蠢的自己。天真的自己還是很不錯的。」
袁欣欣很喜歡紀錄片裡，TAI身體劇場的瓦旦・督喜，自由穿梭在自我和社會條件下，如魚得水。瓦旦在片中分享太魯閣族族語「Inlungan」，意思是指一塊平靜清澈的地方，也是心的意思。他說：「我們的心，要像溪流的源頭，很小很清澈，不斷地往大海去——可是，溪不曉得，大海長什麼樣子。但只要你的心是清澈透明的，你往前走就好了。」
袁欣欣也像那樣。因為想創作的心很清澈，不需要知道大海是什麼模樣，真誠地往前走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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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袁欣欣
